在上海的人或到过上海的人可能都会知道，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北角，就会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成千上万的父母成群结队带着列有子女各项相亲条件的“简历”聚到这里，形成一片独特的风景。现在在中国，不仅仅是上海，自2004年起，在北京、杭州、深圳和武汉等城市的公园里，这种特殊的为两代人“人生大事”奔波的“白发相亲角”日渐红火。无独有偶，“白发相亲”不只中国有，这几年日本也十分流行。
日本的“白发相亲”
日本的“白发相亲”不像中国那样，在街头自发地进行，而是有人从中看到了商机，成立面向适龄青年父母的“白发相亲公司”。
在日本，这种现象叫做“代理婚活”，意思就是“代理结婚活动”，还有支援 “代理婚活”的组织,比如说“代理婚活”组织“良缘父母会”，从2005年开始组织父母之间的相亲活动，到目前为止已举行了348次，参加人数达到2万6724人,多的时候有200多名父母参加这一活动。
这样的活动在日本各地都在举行，去年12月中旬，在东京饭田桥的东京大神宫礼堂，举行了“相对象大会”，但是来到这里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大叔、大婶，参加费为1万3千日元，但还是爆满，来了120多人。
“相对象大会”是以一种宴会的形式进行的，这些“白发相亲者”先在一起吃饭，然后由主办者提供写有孩子们学历、职业、居住地等匿名资料，这上面虽然没有写名字，但是写着号码，每个来相亲的父母胸前都带着号码牌，如果在资料上发现对自己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的人，就会“按图索骥”，寻找佩戴这个号码的父母深谈，父母谈妥后，再让两个孩子见面。
日本“白发相亲”的背景
日本出现“代理婚活”的现象，也许有与中国有相似的背景。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人口统计资料集(2017年)》，2015年的“终生未婚率”的男性为23.37%；女性为14.06%，和2010年的调查相比，男性约上升了3.2个百分点，女性上升了约3.5个百分点。所谓“终生未婚率”，是从“45～49岁”和“50～54岁”未婚率的平均值算出的“50岁时”没有结过婚的人的比例。
另一方面，根据该研究所的《第十五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回答“总归还是要结婚”的18岁到34岁的未婚者的比例，男性为85.7％；女性为89.3％。
这个调查显示了大多数日本青年“想结婚但是无法发现合适的对象”的现实，于是，这种现实促使对自己子女的幸福和前途抱有很大危机感的父母们“倾巢出动”，为儿女们一搏。他们都是与中国的“白发相亲”者相同的世代，都认为结婚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事情，结婚就等于幸福，他们也和中国的“白发相亲”一样，希望“抱孙子”。
有许多年轻人赞成“白发相亲”，有一位大学生认为：这种活动使年轻人的父母之间在子女成为对象之前就已经互相熟悉，如果结婚，两个家庭更容易交往，公公、婆婆和儿媳之间及岳父、岳母和女婿之间的性格事先就有了解，为婚后生活预热，也许会比自由恋爱更好。
中日“白发相亲”的“硬件”与“软件”
据《中国妇女报》2013年8月27日发表的“相亲就是一场‘婚姻营销’ ‘白发相亲’现象调查”一文，“绝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外在条件之类的硬件，格外注重门当户对或者希望向上级阶层流动，在择偶标准里详细列出的年龄、身高、体型、外貌、月薪、户籍、房产、学历等限制条件中，‘京籍、未婚、城里有房、经济条件好’是‘标准配置’，甚至细致标注了‘全日制大学统招’‘英美海归’‘三环内有独立住房’‘属狗的除外’等严苛要求。对性格、人品、兴趣爱好等内在条件，他们并不太在意，只是笼统地要求‘人品好’‘性格好’‘爱好广泛’等。”
但是日本的“白发相亲”中，可以看到特别注意兴趣和爱好报道，据日本网络杂志WITH NEWS2018年1月1日的“代理婚活花盛开 接受父母找的对象的孩子们的心情”一文的报道，一位41岁的女性，通过母亲的“白发相亲”，见了5位男子，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在历史方面有共同爱好的人，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在女子家见过两次后，男子就提出了结婚的要求，相处半年之后，就决定结婚了。
对于这种比“硬件”更重视性格投缘，是否有共同的爱好这一点我是很赞成的，特别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经济上的硬件，年轻人人生刚刚开始，有几个腰缠万贯？幸福的生活靠两个人共同打拼，才会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才会学会互相珍重，如果一切都是事先就准备好的，那么两个人通过什么来加强感情的纽带呢？如果只能“同甘”，不能“共苦”，那么爱的小巢就会处于风雨飘摇中，因为所有的人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永远有父母护航。
第二就是以往社会中存在的“媒人机能”的退化。日本以前也是充满了温情的社会，日语里有一个词叫“井户会议”，是指过去没有自来水的时候，人们都去井里汲水，这个地方也就自然成了人们聚合的场所，人们在这里交换信息，聊家常，人与人之间因此形成了亲切而温暖的关系，那些善于保媒，撮合婚姻的“大婶、大娘”大量存在，而城市化淘汰了水井，各项服务行业的高度发达和信息化社会化淡化了人们互相传递信息，互相支援的需求，娱乐活动的电子化使人们蜗居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高楼大厦中自得其乐，失去了自然形成的共有空间，使那些助人为乐,撮合婚姻的“大婶、大娘”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而在以往的日本社会，还有一部分“媒人机能”是由婚龄青年工作单位的上司们承担的，但是这种机能也在退化，现在社会越来越强调“隐私权”，过多问及他人的婚姻问题，会有“干涉隐私”之嫌，因此人们对此经常三缄其口，上司更是不想涉及。
第三就是青年自立性的弱化，什么事都离不开父母。据日本Benesse教育研究开发中心2013年针对日本大学生所进行的调查，与2008年相比，日本大学生“经常听从家长的劝告和意见”的增加了5.8个百分点，为45.9%；“感到为难的时候会请家长帮助”的增加了7.2百分点，为49.0%。回答“如果需要钱，会向家长要”的增加了5.6个百分点，为64.4%，体现了对父母依存倾向的整体上的增强。（1）
由于娱乐空间在电脑、智能手机时代的高度虚拟化，也使青年们实际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的机会萎缩、减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及自然应对各种各样的人的能力高度弱化。据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就职面试的时候，会很紧张，要父母扮演面试官，一直练习到深夜，但是仍然不行，尝试了十多家公司，都失败了，这样的青年在相对象时更会手足无措，需要有父母事先“预热”。
日本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卒母”，原本是漫画家西原理惠子的创造出来的语言，“卒”就是“毕业”的意思。西原理惠子号召母亲们让孩子自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让孩子什么事都依赖自己，自己作为母亲，要快些“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