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将此前中共内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高潮，在这场讨论中，以时任中共主席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开始失势，此场讨论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的进行时中，当年参与该文撰写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人士发表了纪念文章，面对当今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现状，只能感慨系之。40年前的那场讨论，确实反映了在文革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思想压制后，中共思想理论界的活跃与觉醒。其实，不仅思想理论界，在中共权力层，也开始萌动着对毛式制度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没有当时一些相对开明的权力人物的支持，单是几个思想解放的党内秀才，是不可能掀起这场真理标准讨论的。
此场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邓小平逐渐在党内占据优势地位，掌控了思想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发言权。邓小平本人曾说过，按照“两个凡是”，他是不可能重新出来工作的。但在邓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人后，他却主张不争论，除了他的政治利益，邓也担忧在国家发展路线确立后，再搞“无谓”的争论将会扰乱大政方针，无助于经济建设。
如果说，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拨正了中国发展的航向，那么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再次拨正了中国的发展航向。此前，由于1989年六四事件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中共内部保守派崛起，其治国理念是重新抬出阶级斗争理论，在所谓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把国家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西方“和平演变”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陈云李鹏等，思想理论界的代表是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本，保守派以几个极左刊物《中流》和《百年潮》为依托，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姓资姓社”的争论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并扭曲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被迫南下上海深圳，通过南方的舆论渠道“反
中共党内和史学界一般将真理标准的讨论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姓资姓社”的争论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现在，中国到了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从中国思想理论的窒息程度以及中共的政治回转来看，如果要使中国不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就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该主要讨论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需要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既然官方重回马克思的理论源头寻求执政正当性及为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持马克思主义的“光怀”，也就不能让官方独家垄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而这只有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其本来的样子，才能做到。
习近平前不久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做了高度评价，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等等。既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以及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根据新的时代特征而创立的习近平思想及其实践，就理所当然地、合乎逻辑地是“正确的”，中共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执政地位和习近平的领袖地位因而也就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
以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例，他将其界定为中共的领导，指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习近平的这个论断，按照其阐释，乃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后者曾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要达此要求，党就必须牢牢掌控政权和领导权，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内在逻辑“需要”，不如此，显示不出共产党的“先进性”。将习近平思想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变成政策在实践中推广开来，也就是“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于是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在十八大后全面加强，党要做到在全社会无缝覆盖。进一步，“党领导一切”演变成“党的领袖领导一切”，维护党的领导变成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
然而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但要从理论上否定它，不宜引入其他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理论作参照系。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对削弱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有作用，但由于中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解释其执政正当性的，所以，驳倒该解释的最好办法也就要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换言之，需要把一个真实的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呈现给大家，这就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
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并非固定不变，早年的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在晚年，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国际共运的领袖们所僵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只知摘引马恩“语录”，不会根据形势变化领导工人运动，并将之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他们反对合法斗争，说党不应当参加议会选举等一切合法活动；大讲“革命”，要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借用中国的政治用语，这些人就是打着马恩“教导”旗号而不顾国情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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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虽然也有马恩上面所批评的这种情况，但更多是出于统治需要而故意忽视曲解，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将被官方有意忽视和抛弃的马克思思想的其他部分“捡”回来，尽可能复原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含义，准确完整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
例如，根据中国学者秦晖的解释（《新视角》杂志2018年第2期），各国共产党最看重的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其实是基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资本家暴力对待工人的现实，促使马克思认为，只有用工人的暴力来推翻资本家的暴力，工人才能得到解放，而一旦工人掌握了国家政权，暴力就不再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是有其针对性和前提条件的，即针对资本家的暴力压迫，如果资本家不用暴力对待工人，工人也就无需用暴力对待资本家。恩格斯晚年就扬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而主张工人以议会为舞台，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曾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至今还被软禁的鲍彤先生5月中期在Twitter上也为马克思辩护，指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罢工，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真选举产生的，可以随时撤换的，而且只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领导机构来执行的。他指马克思的这些主张，在十月革命里找不到半点影子。
举上述二位例子，并不是说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就一定是权威和正确的，但他们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跟正统解释不同的思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再理解就是要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定于一尊，要在争鸣中寻求若干共识。
当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不是面面俱到，应该有所侧重，我认为，要重点讨论以下这些问题：（1）马克思对人类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认识是否合乎人类的历史实际和资本主义的实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预言的不一致；（2）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它们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有没有前提条件；（3）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否包含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4）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转向问题；（5）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篡改和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6）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现实。
上述这些问题是官方理论界不愿直面也不敢讨论的，或者说，即使涉及对上面某个问题的讨论，也是在中共钦定的教条下来给予解释，很少敢越雷池。因为一旦不设理论禁区放开来讨论，就会发现，产生于近20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或者很难解释今天的现实的，中共所继承和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列宁和斯大林重新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距。如果允许争论，势必会在官方内部和整个社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党所寄望的思想一统就难以实现，中共要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建执政合法性，就需要改变统治方式，至少释放一定的民主和自由。
有鉴于此，有人会说，主张中国再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愿望是好的，但官方根本不可能去发动，因此不具可行性。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我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没指望官方发起，而倡导在民间进行。
上述两次争论主要局限在中共内部，是党内不同势力在思想理论上的较量。不过，到了21世纪后又出现过两次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争论，后两次争论已经移出官方，而主要在民间层面交锋，即2004年的“郎顾之争”及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2006～2008年对物权法“公私产权”的争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过去限于党内的思想讨论也越出体制，甚至越出思想理论界，而向民间延伸，就带有很强的民间参与的色彩，尤其是2004年的“郞顾之争”，刚开始纯粹是民间不同学者的争论，后来才扩及官方，而其范围之广，也是其他几次争论不及的。
自媒体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争论的参与。虽然现在舆论环境严酷，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先由民间学者包括官方学者以私人身份参与讨论。海外也是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海外无舆论管控的优势，推进这一思想解放运动。
民间的争论如果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让社会认识到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原来不是马克思，这将大大有利于和官方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为未来的变革打下思想基础。
邓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