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试图秘密操纵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种种喧闹之中，有个国家静得出奇：中国。但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正看着俄罗斯的粗劣手法冷笑。既然这个由莫斯科策划的计谋主要依赖于美国的社交媒体，必然很快会被美国的技术人员识破。同样，前俄罗斯间谍及其女儿在英国被公然下毒的事件，也已经被记在莫斯科头上。这些过于直接、过于有迹可循的行动，只会引来反击。
中国也有欺凌弱小的时候，尤其是对那些处在它影响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对部署了防御性导弹的韩国实施经济制裁，暗地里到香港和泰国绑架书商。但中国往往不会公开伤害或惹恼如美国这样的对手，相反，它会安静地积攒长期的优势。
中国不会胁迫，只会操纵，它更倾向于在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带行事。它会将自己的政治动机掩盖在值得称赞的人情或文化项目之下，模糊与对手之间的战线。任务完成后，另一方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中了计，或者都不知道这场战略博弈的存在。
要是这听起来有些阴谋论，那是因为这其中确有阴谋，并且不只是假设。从中国在海外校园建起的孔子学院和中国共产党小组便可见一斑——若是把所有的例证都好好地联系起来，它们会勾勒出一个运转平稳的巨大机器。这个机器将中国人安插到全世界，扩散中国的影响，收集情报，为中国政府服务。
20世纪40年代中期，杨振宁离开中国，师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中国当局派出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密使，悄悄在日内瓦与他会面并恳请他回国。杨振宁一再拒绝，并于1964年成为了美国公民。但是197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后，他便回国来参与中国物理研究的现代化。北京十分清楚物理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杨振宁心中萌生的爱国主义对其他海外华人科学家可能产生怎样的示范效应，于是几乎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此外还有别的。
2004年底，妻子刚刚去世一年，杨振宁就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研究生结婚了，两人是在一次大型研讨会期间认识的，当时她是当局安排给杨振宁的私人助理。2017年2月，94岁的杨振宁和另一位海归、图灵奖(Turing Award)得主姚期智宣布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在这类事上大惊小怪的媒体嘲弄了这段年龄差距巨大的婚姻，但也有严肃批评者指出，为高价值目标配一个年轻妻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对于获得国家的这种关注，甚至还有个固定说法：得到了“党（或总理）的关怀”。1960年中期，曾在1949年被共产党推翻的民国政府中任高级将领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后，也得到了一名年轻配偶作为奖赏。
据传，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了李宗仁的婚事。我并没有了解到可以证明中国领导人策划杨振宁再婚的官方记录，但却有着充分的间接证据，其中包括杨的这位年轻妻子的父亲的陈述，称女儿的“牺牲”是“一种美德，一种荣耀”。
杨振宁回归中国国籍的消息，在美国华人群体中引起了反响，尤其是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急需的体面，且挖走了美国的一项重要人力资产——杨的学术培养大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
事实上，自从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空气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5年回到中国，并在建设中国导弹工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已经强烈意识到，这种特殊的逆向人才流失给美国造成的危险。“我宁可杀了他，也不愿放他走，”据说1951年至1953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丹·A·金博尔(Dan A. Kimball)在提到钱学森时曾这样说。“他到哪里都抵得上三到五个师。”在1950年代，有数百名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到了中国。
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的影响可能更大，别的不说，至少如今美国的华裔比60年前多了很多。就我这一代人而言，他在1970年代回归中国一事，无疑极大激发了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华人的爱国热情。经历了1957年灾难性的反右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残酷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然而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归国故事，对修复共产党的形象是有帮助的。
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从杨振宁的人生轨迹中可以轻易觉察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预，特别是它精心伪装的这台影响力机器的悄悄运转。不过，外国学术界和知识界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方法——以及它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并充分衡量它的有效性。中国的手段很难辨认，安插的眼线很难清除，尤其是在美国、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等不加防备的开放社会。
中国的影响力机器有着模糊的外表，一个原因是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往往难以察觉，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之间的联系。但它的核心是一个规则严明、经过实战考验的构造，最初是毛泽东在1930年代部署的。毛泽东曾把它称为对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三大法宝之一，与奉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红军并列，毛泽东给它起了一个体面的名字：统一战线。该组织于1946年确立了目前的形式。三年后，毛泽东的共产党赢得了内战，它把胜利部分归功于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由两个机构组成，中国以外的地方很难理解它，因为西方没有类似的机构。一个是神秘的中央统战部；另一个是广受关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统战部是一个灵活的、受到严密控制的党组织，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它监管着十几个通过劝说和渗透从事政治联络工作的组织。其中一个就是欧美同学会，该组织密切关注着越来越多在西方生活或接受学术培养的学生和学者，要求他们搞“人民外交”——实际上是把所有这些学者变成了统一战线的士兵。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非请勿入的庞大俱乐部，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主要通过个人关系网开展工作。它的年度会议有大约2150人参加，是一场和谐、冗长的杂谈会。约40%的与会者是中共党员，其他则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名人，他们是根据财富、受欢迎程度和政治顺从性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比如电影明星、宗教领袖、富商和大学校长（至少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这样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爱国者会从加入省级或更低级别的政协起步，然后往上爬）。
政协委员名义上是中共的政治顾问，但实际上，他们必须服从党的安排。有关工作的谈话结束后，他们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主要内容是影响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最终通过金钱、美色、许以名望或仅仅是利用他们的爱国精神，把他们拉进北京的轨道。所有新成员都会得到在中国国内表现、宣传、投资或发财的好机会。
在某些方面，政协的运作与黑手党类似：行事隐秘，依靠密切的个人关系，并且随时准备违法。它也有点像政治庞氏骗局：成员引诱他人加入后会得到奖励——然而之后会面临更大压力，会被要求继续这么做。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某家能源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何志平，如今卷入美国的一起刑事案件，被控贿赂非洲国家元首，以便为国家控制的中国能源利益集团获取石油合同。身为资深政协委员的他，似乎正是因为这些关系栽的跟头。
但中国的这台影响力机器继续轰鸣。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当局在本届政协中给香港分配了创纪录的200多个席位，约占委员总数的10%，但香港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大约0.5%。
在70年前，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对帮助中国共产党一举夺权起了重要作用。从那时起，中国的影响力机器变得更加足智多谋，而且更加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