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中国，还处在聊天工具MSN盛行的前社交媒体年代。5月12日午后2点左右，灾难来袭。 几分钟内， “四川地震了！” 的消息在中国记者们的MSN上迅速传开了。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北京、西安、成都，甚至杭州、上海等地的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正在广州出差的《南方周末》北京站记者张悦没有感受到社交媒体上所言的“震感”，但很快，地震专业出身的科学版编辑朱立远跟大家分析：这是一场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的灾难。
当年26岁的张悦主动请缨，要求去现场报道。由于机票紧张及成都机场临时关闭，在时任总编辑向熹的支持下，张悦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乘坐头等舱，于地震当日傍晚抵达离震区较近的重庆机场。
2008年5月，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三个月。尽管那时还没有对地震报道实施全面严控，但中宣部还是下令，媒体不得前往灾区。在中国中部的一座省份，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记者告诉BBC中文，地震发生后，报社不让记者前往报道，一直强调“要等上面的通知”。尽管如此，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南方报业还是派出大批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港媒和外媒无法被宣传系统管控。10年之后，前香港有线电视记者、现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秉权对灾区学校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有一个协议，给（遇难学生家长）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到达重庆后，编辑发短信告诉张悦，四川的一个县城北川可能有8000人伤亡。震惊之余，张悦包车直驱北川。由于没在成都过夜，在北川封路前，张悦在天亮前进入了北川中学。
“当时挖掘机和专业救援力量还没进去，很多老师和家长应该都在连夜挖人，多数人连铲子都没有，就是靠手刨。当时已经挖掘出了几十具孩子的尸体，没有装尸袋，小孩的尸体就堆在阅报栏旁边的草地上。这些13、4岁的孩子的尸体，是生生被老师和家长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很多都是衣衫不整、衣不蔽体。很难受，我只能避免自己不去看他们。”张悦说。
“5·12”大地震发生时，震中映秀烈度达到11度，6000多人遇难，小学与幼儿园只有少数孩子生还，校内建筑被夷为平地。由于孩子死亡众多，有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在火葬场，尸体太多，孩子们是几个几个一起烧的。
在震中徒步了两天一夜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卢斌告诉BBC中文，他一进映秀小学的救援现场就哭了。“学校教学楼完全垮了，家长们在救援现场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刨出，过一会儿抬出一具孩子的尸体，随后有人痛哭，过一会儿又抬出一具，又有哭声。那些娇小的躯体，在巨大的水泥板和坚硬的钢筋中扭曲变形，有的家长在等候时，手里已拿着香和纸钱。”卢斌说。
“我在都江堰的时候，问当地一个妇女这边伤亡严重不严重，她用手指了指山上，满眼都是蓝色的救灾帐篷。她说，你看，有多少顶帐篷，就说明死了多少人。我说，帐篷跟人有什么关系？她说，政府说家里死了人的才可以安排帐篷。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帐篷。”中国河南的《大河报》特稿部记者朱长振说。
孩子
震后的第一个6·1儿童节，家长们在得到许可后自发悼念遇难师生，但花圈6月2日即被城管烧毁，6月3日，家长接受采访时遭遇了暴力。中秋节，家长们祭奠孩子也遭遇了干涉。
“有一些做工程的家长给我们看学校教学楼的水泥，一掰就碎，好像饼干一样，而且水泥不纯，混有杂质。我们找香港的专家进行化验，发现水泥质量不达标，杂质太多，从现场结构来看，也不符合现在的校舍标准。”吕秉权说。
震后一年，地方政府开始给失去孩子的家庭都发放救助金。这笔资金由四川青少年基金会、四川少儿发展基金会、四川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向社会募集。然而，领这笔钱之前，家长必须签署一份官方拟定好的“自愿申请书”，其中特别提及：“我及家人也理解到都江堰市地震烈度超过设防标准，地震是导致房屋垮塌的直接原因，难以通过对倒塌房屋的质量鉴定追究责任。”
为劝说家长签署申请书，很多人都被动员起来，每个家庭都有专人长期关注。卢斌获取的一名家长无意中捡到的一张“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家长稳控日报表”显示，填表时间为2008年8月20日，该表记录了家长当天的活动状况。
“后来有一个协议，给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告诉BBC中文。
“追踪国家的调查报告，最后结论非常无赖，官方称因为地震威力太大，余震把现场的瓦砾多次破坏，到最后已经没法判断究竟有没有质量问题。大约官方的说法就是死无对证。”吕秉权说。
痛失孩子的家长们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至今未停。2017年，聚源中学遇难学生的妈妈周兴容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称，因多年坚持为遇难的孩子讨说法，2016年，家里曾遭遇“泼红漆、扔炸药”。
管控
震后三周年当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悼念地震中遇难的人们。社论其中一段写道：“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
复制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瓷瓜子都是艾未未的艺术作品，外界有解读南都是在借机挺艾未未。艾未未在地震后曾发起公民调查，向各界征集地震死难学生资料，如姓名、学校、年龄、班级等。他也多次赴灾区拍摄记录片，采访了遇难学生的父母或亲戚。据艾未未统计， 共有7,605名学生在512地震中遇难，但四川省在2009年公布的遇难学生人数为5,335人。
“瓷瓜子等是为了修饰表达，那时艾未未在媒体上还没有被禁止。我写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声援他，我是为了文学修辞。我参加过他的活动，但我写的时候的确跟他没关系，这是一种偶然。一味在这里找意义，有点过于解读了。”前南都评论员、《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一文作者宋志标说。
很快，这篇社论就被从南都官网删除了。写完社论休息两天后，宋志标去上班，被通知“不能再继续写了”。
“没有书面通知，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看到了，觉得有问题。三周年之际正在做灾区重建成果展，他们觉得稿子的情绪还是在缅怀，跟喜庆的氛围不搭。”宋志标说。
在部门做了书面说明后，上级还是决定处理宋志标，此后，南方报业集团跟宋解除了劳动合同。
宋志标也承认，尽管如此，当时整个舆论环境还是相对自由，宣传部的禁令强度也不是特别高。但2012年之后，中宣部对媒体的管制全面升级，直至今天。
外媒
和中国媒体的境遇有些不同的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外媒一度感受到中国的媒体管控放松，报道受到限制变少。
知名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地震后撰文称，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对境内外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由过去的采访限制型管理改为口径管理。王志安认为，因为当时政府吸取不久前的”西藏事件”的报道经验，完全禁止境外媒体报道，造成对西藏的报道多有失实；相反，极少数在藏区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道，却相对客观中立。
呂秉权则提醒，当时媒体报道有所放宽，但并非完全放松不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媒记者报道”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管控越来越严。2009年，呂秉权回到四川进行后续报道，一到德阳（因学校“豆腐渣工程”上访的绵竹家长所在地）就被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了，照常去应对，希望尽快脱身。”随后的采访则一直在国保的陪同下完成。
对外媒来说，汶川地震后有限的开放并非媒体环境改善的开始，而是媒体环境不断收紧过程中的一个例外。
“对于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而言，汶川地震是中国媒体环境的一个高点。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也有路障，一旦越过路障采访就顺利多了。我还遇见两个警察递给我们两罐啤酒。”时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ABC）的麦迪文说，“从那个高点开始，外籍记者普遍觉得，在中国采访环境一路下坡，相比于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台后糟糕很多，管控很强，人们也越来越不愿发声。”
媒体报道环境在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新时代”。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这次“8•19”讲话，被国内不少媒体人称为“整风运动”。此后，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并提出“党媒姓党”。舆论尺度进一步收紧，达到顶峰。标志性事件是自由派媒体《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而被打压，此后还对“南方系”进行改组，管理层多人被撤换，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多人因经济问题被逮捕。
此外，网络管控也在加码。“无国界记者”(RSF)发布报告称，外国记者在华工作难度加大，中国公民则可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信息而入狱。“随着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习近平主席成功在中国实施一种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对公民的网上监控。中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倡导创建一个互联网’新国际媒体秩序’。”“无国界记者”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中国目前排名176名，倒数第五。
呂秉权说，“十年过后，不仅是打回原形，还有倒退。”
十年
十年间，朱长振每年都去震区回访，有两年他是自费前往，“因为放不下”。
“我持续回访，是为了不被遗忘。十年来，灾区物质上变化很大，不管是援建速度还是援建质量，可能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样，因为是举全国之力。”朱长振说。
十年来，朱长振关注了十户家庭，每年都去记录这些家庭的变迁。因为种种原因，他目前只能联系上六户家庭。
今年，张悦供职的新公司派了一个摄制组去北川拍摄。当局在十周年之际对媒体高度紧张，张悦的同事被查了，“因为现在不是随便就能进入北川老县城的”。“这些年轻人看到遗址时都哭了。他们仍然能感受到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感受到很多人类共有的情感的震动。”张悦说。
十周年之际，中国主流媒体有很多对灾区重建成果的报道。上海《新民周刊》称，“映秀早已涅槃重生，焕然一新”，并介绍映秀一家“习总书记来过的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一则关于地震十周年的帖子内容，是当年的一名幸存者寻找一名帮助过他的志愿者。
然而，媒体鲜能问责。直至今日，中国民间都没有真正的对那场灾难的可被允许的纪念。那些媒体念念不忘的细节的答案，仍然在风中飘荡。
“跟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是完全没事的，虽然（采访时）有余震，有挨饿，但这些根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那些苦难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职责，尽量的去反映报道。”吕秉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