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数次传唤我的兄弟姐妹，包括县里和省里的公安机关……今天传唤我姐妹，明天我兄弟，后天我侄女，……（警察）威胁他们，如果我不回去，他们都会抓起来。”
“没收我家所有财产，包括我太太、孩子住的房子。他们现在无家可归。我儿子的教育费全没了。母子走投无路。”
“我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我太太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所有子女，每一个都被‘边控’。我儿子在英国读书一年多，念的中学。但他放假回国以后，却没办法再回英国。”
以上是几位现居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红通人员”的自白。
“红通”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简称。这是一个为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但“红通”并非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都可申请发布，也可自行决定如何因应。
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的担忧
收集上述口述资料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说，“红通”系统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以中国为例，当局不仅利用“红通”打击海外异见人士，也让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株连。
最近，这种担忧蔓延到美国政界。
上星期（4月26日），美国参议院跨党派的七名参议员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塞申斯，询问司法部是否就相关指称进行调查，包括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骚扰、虐待“红通人员”家属，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是否迫于压力返回中国。这些议员说，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也不能作为对家属的连坐处罚理由。
他们还在在信中写道，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三条禁止该组织实施具有政治等性质的干预或活动，他们询问司法部是否评估过该组织对这项条款的执行，确保被引渡回中国的人不受任意拘禁、酷刑或非人道对待。
信函还提及，国际刑警组织现任主席孟宏伟能否保持该组织中立性引发质疑，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魏京生：中国司法渗入美国
流亡美国的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对美国参议员的举动表示欢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说，“因为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共控制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它的主席都选成中共的，而且中共给了大批的钱。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工具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司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渗透进入美国。那么美国的司法部长必须对此做出调查。”
近年来，魏京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声音最洪亮的反对者之一，多次与该组织交涉，还专程到其法国里昂的总部前抗议，并举行记者会和讲演。压力之下，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红通”名单上的一些名字。
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关注源于2006年他的一次个人经历。 当时他受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边境，他和助手被两名警察扣了下来。他们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当翻出联合国大会的入场证时，两名瑞士警察有点发蒙。
“他们俩用法语互相交谈。他们不知道我的助手是在巴黎长大的，看上去是个中国人，以为他只会讲英语呢。 一个说，哎呀，这个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啊。另一个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给我们的通知，我们还是把他们扣下来吧，”魏京生回忆说。
那是他第一次得知自己上了“红通”名单。尽管后来二人被顺利放行，但从那以后，这个有着190个成员国，仅次于联合国的全球第二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进入魏京生的视野。
“后来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被找麻烦，包括新疆的、西藏的朋友，包括汉族的异议人士，”他说，“很多异议人士出来以后，就是因为红色通告上有他的名字，他在美国行动都受到限制，办身份也有困难，时不时还会被警察抓到监狱里。”
移民律师：中国政府用的都是“阴招”
纽约律师叶宁曾代理过多起“红通人员”案件。在他看来， “政治问题刑事化”是中国当局的惯用手段。
“我的一位客户，他的家人曾经在中共党内占据显赫地位的。中国政府给他发出了‘红通’。里昂总部没有公布这个事情，但是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中确认了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这个事实。这显然是个政治性案件。 他本人和他家人显然是中共党内斗争、清洗的受害者，”叶宁说。
他所说的这位客户正是逃亡美国的中国商人令完成。他的哥哥令计划在仕途巅峰时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的私人秘书。令计划于2015年落马，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
纽约另一位华人律师高光俊2016年对美国之音透露，从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先后派了十几组人到美国来向令完成施压，都被联邦调查局赶走了。
去年9月，高光俊律师对设在美国的华文媒体明镜电视说，用他客户的话说，中国政府逼迫“红通人员”回国时用的都是“阴招”、“狠招”。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有一个客户，公安机关派了三个人住在新泽西州的旅馆里，说得很好的，最多回去呆一个月，我们会给你判三缓四，但一下机场直接带走了，最后判了七年。”
他的好几个客户都遇到过同样的事：在美国时，中国官员给他们出示了白纸黑字的公文，明确写着回中国后不会被判刑，可是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了。当他们问中国官员为什么反悔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我们的一种策略”。
“也就是说，我欺骗你是一种策略。我有好几个客户是被骗回去的，”他说。
非政府组织：190个成员国都成共犯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分部发布了百人红通名单，现居美国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
“我的压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我家属的压力比我更大，大多了”，他在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天到晚就像惊弓之鸟”。
吕蓓卡·莎弗尔是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公平审判”的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该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人的基本权利，推进国际刑警组织改革。
“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问题之一，不仅仅是让流亡者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也让所有190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成为这种骚扰的共犯，” 她说。
今年早些时候，在“公平审判”历时近十年的努力下，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21年前对知名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发布的“红色通告”。艾沙是一名倡导维吾尔活动人民族自决的活动人士，目前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中国政府说他是一名恐怖分子。
莎弗尔说，长期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就艾沙的案子提供信息，“他们只是回答，对不起，中国不让我们说任何话。”但是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现在他们同意更加严肃地审视中国拒绝公开信息的行为。
中国长臂伸向联合国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发布系统仍然是黑箱作业。 “人权观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将其称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组织”。
“人权观察”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说，外界无从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过多少红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为许多通告只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
这其中也包括人权活动家魏京生。“没法知道。他不公开名单，大家并不知道谁在上面，对大家来说这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他说。
“国际刑警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国家，”他补充道。
这个外延还在扩大。理查森说，中国的手已经伸进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理查森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记录中国官员和外交人员如何骚扰联合国人权专家，让他们不要写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但现在它已四面楚歌，”理查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