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去世，全球同声纪念，国内社交媒体一时刷屏。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成就远比霍金更高，且为华人的杨振宁，在国内的美誉度远不及霍金？
这个问题的答案，牵涉很多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很多人的对杨先加入美国国籍，后恢复中国国籍的行为嗤之以鼻，视之为“在美国做贡献，在中国养老”，杨自我评价：“自己在每个历史关头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被视为厚颜无耻之说辞。
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价值观的基底应该如何设定？
杨振宁与霍金，他们的贡献，都是提升人类对宇宙的终极认识，其成果对全人类都是开放的，是人类的全球普惠性结果。退一步说，改革开放后，杨也为中国物理学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在历史关头的选择，始终影响中国人对他的评价。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在家国情怀这个层面上，杨在“每个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又该如何评价呢？
这让我想起一部讲述知识分子的电影《无问西东》。这部电影的影评很多，遗憾的是，颇有深度的电影，绝大多数影评不过是加了浓汤宝的鸡汤，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与电影中前几个时代清华大学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相比，最后一个时代，也即当下时代中，清华大学知识分子的故事却退化为了做人要善良、要正直这种基本问题。
最后一个故事的场景，很多人都觉得闹哄哄的，杂乱而喧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都市的背景，更因为对应着张震扮演的张果果的困惑、迷失。讲一个顶尖学校毕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居然只能选“职场好人”这样的设定，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暗示当下知识分子方向的迷失。电影中西南联大场景中的朝气、家国情怀、追求自我实现，在那里断掉了，变为了张果果的迷失呢？
不妨再看另一部电影中的知识分子。2013年，动画大师宫崎骏创作了电影《起风了》，讲述二战期间日本二战主力战斗机——零式战斗机之父堀越二郎因为热爱飞机而设计战斗机的故事。有韩国媒体指责宫崎骏“美化了那些为战争服务的人”。面对韩国媒体的强烈质疑，宫崎骏说：“我觉得一个在战争年代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不应该受到谴责。”
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根植于作为自组织系统的人类的发展的热力学方向，更加符合人类进化路径的审美，比起家国主义精忠报国，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但是，即便如此，强调纯粹的技术之美，强调人类对技术无止境的追求，并不能越过道义的审视。堀越二郎的名言“我只是想制造一架完美的飞机”只是他臆想的一种状态，在现实之中从不存在。在电影中，堀越二郎在与室友关于“一个战机机翼支架能养活多少日本贫穷孩子”的讨论中，只能沉默以对。
可以找到为科学家开脱的理由，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家们需要国家提供巨额的支持，某种程度上，某些学科的科学家失去了研究自由，他们身不由己，只能根据国家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活动。但是，作为螺丝钉般的个体，仍然具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在螺丝钉与尽心尽力之间，仍然有着小小的的空间。所以，不管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处于工程师面对的技术诱惑，堀越二郎的行为都只能是助纣为虐。支撑螺丝钉们在这个小小空间挣扎的动力，是人们对“平庸之恶”的反抗，而中国的问题则更加简单——人们首先得意识到这种冲突。
在电影中，前一个时代，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黄晓明扮演的陈鹏在遭遇情感的挫折时，选择了去大西北。这是一个哪怕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都非常具有家国情怀的选择。但是，不知道陈鹏回到故乡，发现自己偏僻的家乡仍然不是世外桃源，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时代残酷地、反复地冲刷，最后不知所终的时候，意识到这种冲突没有。
电影也没有明言这种冲突，陈鹏是先因误解去西北，回来后发现王敏佳被批斗与构陷、毁容。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回避这种冲突。但是，大的故事脉络却似乎在有意的暗藏这个冲突。电影中，王敏佳与陈鹏都有着生机勃勃的脸，但从电影的时间段看，从1958年开始兴建基地，到1964原子弹爆炸成功，算上陈鹏去西北的时间，这对年轻人大概率的会遇上1958-1961的饥馑年代，他们不可能有那么阳光、不饿肚子的脸。于是，陈鹏仍然是身处冲突。
如果陈鹏有机会选择，他在每个历史关头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是什么？留下来做“遇罗克”是没有家国情怀吗？或者，带着自己的女人远走他国，比起他在电影中的选择，是没有家国情怀吗？电影中，陈鹏不仅无法做出选择，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丧失了思考选择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人所具备的思考。没有独立人格与思考，就没有真正的家国情怀。他只剩下善良了——比起其他人，他还剩下善良。
所幸，陈鹏留下了善良，但不幸的是，张果果也只剩下善良。中国最高学府的毕业生的价值观、人文情怀、终极追问，仅仅只剩下善良，职场的正直、救助弱者，这些本应该在幼儿园就完成的道德灌输。这个时候，迷失与困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局面。当然，这善良仍是宝贵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需要的，正是从国家宏大叙事中走出来，用怜悯、人道主义、用个体的主体性，去实现真实。
电影在两次意义上完成艺术的生命，第一次，是电影本身，第二次，是电影引发的评价、发掘。无论褒贬，无论其在导演本身的意图之中，还是朝着预料不及的方向，都可更大层面、更深意义上的完成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从而完成电影的艺术意义与社会意义。从这个角度上，希望这篇文章，让电影中隐含的知识分子与家国情怀所掩盖的个体主体性显露出来。
个体生命鲜活的主体性。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这部电影以舒缓素淡的画面娓娓道来，讲述了广岛乡下少女浦野铃，嫁到军港“吴市”，在日本侵略战争中，一人担起家庭重任，为生活绞尽脑汁，经历原子弹，经历战争创伤、失去亲人的故事。《在这个世界的角落》超过《你的名字》，一举囊括了年度观众最满意的电影、年度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奖。
有人认为，电影以受害者的角度描述，不是一部反战电影，还有人认为是自作多情的比惨洗白。不过却有不同的意见。豆瓣上有影评这样写道：以“轻松笔调”描述着，人间地狱里一家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但却绝非美化战争和否认历史，而是不再被“天皇即国家”的意识形态绑架，民众的主体性显现的瞬间，也是人性光芒闪耀的时刻。
的确，只有当主妇的油盐酱醋、孩子的欢笑雀跃，母女之间的舔犊情反映出人相对于国家的鲜活的主体性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反战电影。同样的，从霍金、杨振宁、到堀越二郎、陈鹏，这些真实或虚构的知识分子，也只有体现出人的主体性，才有真正的家国情怀，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且不说立德立言，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人成为人，又怎能无问西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