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破解中国之谜：为什么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
中国过去几十年非凡的增长催生了两大分析思路。一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准备征服世界。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变得非常扭曲，因此必然会崩溃，或者至少像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所说的那样，“退回到中等水平”。
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一方面，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体。近40年来，它的平均增长近10%，创造了历史纪录；它是第一个成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凭什么认为它不能一直超出人们的预期？
事实上，有些人心目中中国经济的弱点反而是它的优势。不平衡的增长与其说是风险即将来临的证据，毋宁说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急剧上涨的债务水平是金融深化、而不是肆意挥霍的标志。腐败刺激了增长，而不是令其停滞。
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继续——精准地——按照所需要的方式去打破常规。那从来都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中央集权有其益处，比如，拥有这种权力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有能力迅速纠正路线。这使得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可以令经济保持在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上。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现反弹。外汇储备恢复了。工资也增加了。最近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取消，使得习近平能有更多时间和余地来推动他对更繁荣的现代化强国的构想，并有值得信赖的顾问作为左膀右臂——他的前反腐最高官员王岐山预计将会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刘鹤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对中国未来的怀疑往往针对它不断增加的债务。中国整体债务对GDP的比例超过250%——但这是一个相当一般的水平：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低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过，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100多个百分点，几乎翻了一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警告说，有过如此迅速上升的债务比率的其他经济体——几十年前的巴西、韩国，以及最近的几个欧洲国家——最终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为什么中国会有所不同？
其中一个原因是，债务并非生而平等。
正如一些乐观主义者指出的，中国的债务是公有的，而不是私有的，这意味着风险主要由国家承担，而国家拥有更多的资金。借款主要是向国内，而不是外债。尽管抵押贷款出现激增，但中国家庭的总体债务负担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对简单，没有出现十年前几乎搞垮美国经济的那种外来资产证券化。
中国的负债率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要更吓人，也因为它的性质常常被误解。
中国的银行不再仅仅服务于国有机构；现在它们也服务于私营部门，特别是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有住房私有化之后，形成了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商业地产市场。在2005年至2013年期间，多达三分之二的信贷扩张（包括通过非官方或所谓的影子银行业务）进入房地产相关资产，推动了土地市价的确立。因此，信贷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是房地产泡沫或浪费投资。
不过，从官方数据上看是另一番景象。根据我的计算，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增长了六倍。但是，房地产交易不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评估中——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债务水平出现激增，但GDP没有。
话虽如此，高负债水平也确实体现了一些根本性弱点。正如我的上一本书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没有跟上社会支出的步伐，促使这些地方当局从银行借款，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中国的大额债务与其说是单纯的债务问题，不如说是被掩盖的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商业角色反过来又增加了贪污腐败的机会。但这个问题也常常被误解。
人们都说腐败会抑制投资，从而阻碍增长。但在中国并非如此，这里的土地和能源等主要资源是国家控制的，但资产回报率低于私营公司。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这些资源的私有化是不可实现的，所以腐败充当了一种临时的另类选择，允许更多的私人参与者在与官员达成协议后使用国有资源。由于这些私人参与者的做法更能产生利润，因此令整体经济受益。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还担心，除非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否则中国的高速增长无法持续。(中国政府似乎——或者说至少声称——认同这个观点。）他们指出，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异常高，消费所占的比例异常低。
但这么说误解了中国不平衡增长的本质。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不足20%上升到近60%。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脱离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劳动，转向城市里资本密集型程度更高的工业岗位。因此，进入投资领域的国民收入比例确实越来越高。但企业利润也在增加，这促使工资上涨，刺激了消费。实际上，尽管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的个人消费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快几倍。
最终，中国经济将不得不变得更加平衡。政府很清楚这一点。但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是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个棘手的任务。
依然认为利润率持续下滑（特别是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卫士的中国领导人，将如何改革国企？。
大规模的城镇化预计会通过户口限制、驱逐和强制搬迁的方式继续。这依然不是出于民众的个人喜好，而是按照国家的命令行事。但中国的规划者现在似乎有意重新把流动人口从大城市转移到小一些的城市，而这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小城市。
其次是腐败问题，这又需要进行微妙的平衡。实际上，腐败使得国有资产得以转移到更加高效的私营部门，对中国经济有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贿赂、浪费性开支和日渐加剧的不平等带来的社会成本超过了这些好处。放任腐败盛行可能会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但利用严厉的措施打击腐败可能会阻碍官员和企业家在经济上冒风险，进而影响增长。
因此，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运动既重要，又敏感。它一直被描绘为一项惩戒犯错官员的行动，但一些人认为它是习近平清除政治对手、或加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反腐运动似乎很受欢迎：公众认为地方官员利用体制牟利，而中央政府似乎要扭转这种形势。但一些人警告称，为将反腐行动制度化而设计的新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预示着该运动会因过于雄心勃勃而最终导致失败。
为了有效地打击腐败，中国政府最终将不得不用更多法治来调和共产党的统治。与此同时，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可能会有帮助，包括制定一部民法典来定义可接受的商业惯例、基本的产权和私营企业的地位。还需要进行更全面、在政治上也更加敏感的改革，以确保私营领域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主要资源，如土地和资金，不必依赖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
中国经济的辉煌时代也许结束了，但在未来十年里，即便是6%的增长率也是惊人的。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经济到2030年将翻番，并有可能成为全球以名义美元计算的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
中国迄今取得的非凡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其领导人愿意为了实用主义而把共产主义放在一边。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现在正在重新将意识形态注入主要政策，这是毛泽东的风格。但他也在集中权力，提拔像王岐山和刘鹤这样的行动派和改革派。这表明他有意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需求，甚至在积聚这么做的手段。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变不成普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