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中国放宽了数十年来限制大多数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人说这一改变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更大的生育自由。但政府不过是开始了另一项宏大的人口工程实验：这一次，政府在催促女性——但只是合适的那类女性——为中国生育。
北京当局似乎害怕暴跌的出生率、老龄化的人口和萎缩的劳动力会破坏多年以来两位数经济增幅的成果，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于是他们开始允许大部分的已婚夫妇生育二孩。他们希望这项新政到2020年能实现每年额外增加300万新生儿，到2050年新增不少于3000万的劳动力。
但是婴儿潮并没有如期出现。上个月公布的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的出生率与上年相比有3.5%的下降。（2016年，即政策转变的第一年，出生人数有所增长，但远不及政府预期。）据官方统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再次生育的数量在2017年确有增长，但首胎生育的数量出现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批女性看起来都不急着要孩子，尤其是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这正是共产党指望着能生育、抚养新一代有技术的知识型工作者的那类女性。
在1979年至2015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期间，政府强迫大量女性堕胎或接受其他侵入性节育措施。在近期的政策大转变之后，政府又以同样的热情来盛赞生育光荣——还要越快越好。
近年来，政府对眼中的“高素质”女性展开了宣传攻势。“别错过你的最佳生育年龄！”在官方媒体的标题写道。按政府的说法，最佳生育年龄在24到29岁之间；还说，超过了这个年龄，要小心先天缺陷。
一孩政策、二孩政策——不论是怎样的人口计划，共产党始终把女性视为国家的生育机器，当作实现其优生发展议程的手段。
最新的运动特别针对了受过教育的人。最初于2015年12月发表在共青团官方出版物《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敦促女大学生生孩子——还配了一张穿着学士服，戴着学位帽的女性的黑色剪影图片，她抱着一个婴儿（全彩）。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载，用的多是些激情澎湃的标题，如《北京一学院10余名女大学生怀孕生子：求职有优势》（人民网）、《“已育”成就业季优势，在校备孕女大学生增多》（搜狐）。发表官方媒体报道的流行网站搜狐网的另一篇文章将早早生儿育女的浪漫故事发挥到了极致：《女大学生幸福爱：大一同居、大二怀孕、大三生子》。
但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罚款和行政障碍的方式，不鼓励未婚女性生育，因为在政府看来，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支柱。早在2007年，政府就曾对27岁以后仍然单身的女性污名化，给她们戴上“剩女”的帽子。现在，又积极发展官方相亲活动。共青团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型相亲活动，还教年轻人什么是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正确态度”。
这种处理方式背后的优生意义明白无误。虽然官方敦促受过大学教育的汉族女性结婚生子，但他们不鼓励，有时甚至强迫阻止高出生率的少数民族生育更多小孩，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族。去年夏天，政府官员援引“民族平等”的说辞，宣布了长期以来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家庭可以比汉族多生一胎这个例外的终结。
但人们对新政的回应并非如政府所想。
例如，许多汉族女性正努力反抗政府对单身女性的羞辱和政府在生育社会工程方面的持续尝试。
国家统计局上月公布的数字并未提供如城乡出生率等分类对比分析，但民意调查和坊间传闻却有所透露。2017年5月，中国最大的在线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对4万多名职业女性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约有40%未生育的调查对象表示她们不想要小孩，将近63%已有一个孩子的在职妈妈表示她们不想再要一个孩子。受访女性称，之所以持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她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以及抚养孩子的开销和“对职业发展的担忧”。
考虑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这些发现的意义恐怕是惊人的。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计，中国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人群2015年将达1.32亿人（或占人口的10%），2030年将增长至4.8亿人（或占人口的35%）。
换言之，中国最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对妇女权益的又一次侵犯，还是一种发展政府人口增长议程的无效手段。所以，就算是按它们自己的逻辑，共产党也应该放弃这些措施。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是《剩女时代》(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及即将出版的《背叛老大哥》(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