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进寓所附近街角的一家普通的面店，尝试了三种面，汤里放了荞麦，配上炸虾。窗外，电灯照得路上很亮。你由衷地感叹，这里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家店，却比任何一家最好的美国餐厅还要干净。这个国家干净到你觉得可以在任何一处的地板上吃东西。你发现在这个国家礼节是如此的普遍。在给远方孩子的书信中你写道，“等我们回国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礼貌得你都不认识我们了”。
而在不远的邻国，工厂早晨六点就开始工作，但依旧无法吸纳足够的工人。钢铁厂非常萧条，煤和石油工业也没有发展。这里的人们没法建设铁路，到处都在燃烧木头，整个乡村都在枯萎因为到处都被砍得光秃秃的。
这是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在他们的日本中国之行中记录下来的情景。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倡导民主政治理想。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是在他们离开旧金山之前，收到了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报，邀请杜威到几个地方进行学术访问。而在得知杜威在日本访问的消息后，杜威的几个中国学生，包括胡适、蒋梦麟给他们在哥大的老师写了邀请信。杜威夫妇在结束不到三个月的日本访问之后又抵达了中国，然后他们改变了原有的1919年夏天返美的计划。杜威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在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在长久的一段时期，杜威和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非学术性的题材，这本书信集一直没被重视，而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杜威感叹“全日本都在谈论民主”，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妓、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而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以反满为借口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只是很自然地把弱点和糟糕的地方都暴露出来，然后及其平静而又客观地说，‘糟透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自豪感消失了，”杜威写道。
但是杜威夫妇越是到了这次访问的后期，对当时两国的社会运动、时局动荡有着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阐述，杜威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妇感受到在表面的浑噩后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暗流涌动的，各种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个社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反观日本，这个东亚岛国也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稳进步，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盛行，人们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而杜威也预见到，在日本侵占下的中国，相似的势力也将在暗中崛起。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单单在北京这一个地方就有大约一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学已经变为监狱，到处都是军营，在外面贴有一张告示，说这里就是那些以演讲扰乱和平学生的监狱”，“好几百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中出来，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投入狱的男同学”，“你想不到，没有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杜威的中国之行恰逢中国教育界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的时代背景。此时，新文化运动还在进行。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杜威在中国多处高校和学术机构演讲，包括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验逻辑等。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系统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这在当时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杜威的讲演词被编卷成册发行，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1921年7月，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这本《杜威家书》在过去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大陆在195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哲学上，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历史观上，批判胡适企图否认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由于胡适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同年，中国官方对杜威先生的批判也骤然升级。1954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点建议》中说，“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甚至杜威的学生，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也在此形势下批判自己的老师。1955年5月，陈鹤琴在江苏为高校教师做了演讲，题目名为《批判杜威反动教育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陈说道，“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经受了杜威的欺骗”，“这是一种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反动理论，和今天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大陆在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重新审视杜威的哲学，但是由于此书在体例上属于书信集，日后并未被收入学术性更强的英文版的《杜威全集》，自然也没有出现在2015年全部完成的中文版《杜威全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