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习近平在成都主持召开了脱贫座谈会。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美国三一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说，2020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前。习近平上台时离那时还有7、8年时间，认为能达到。但开始5年他忙着反腐，“现在一算，只有2，3年了，有点着急。口号已经喊出来，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盯着这一口号，如果不能实现，喊这种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国家扶贫标准，大约相当于每天挣96美分。按此标准，2016年中国仍有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约5亿人中国人——占人口约40％，生活在每天不足5.5美元的条件下。
纽约一家以与贫困作斗争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最近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或曰“扶贫战争”，可能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
罗宾·胡德基金会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周尤金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穷人有可能在习近平的脱贫运动中受到最严重伤害。原因是，这一运动 “严重依赖不透明、神秘、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可能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以前更糟的政策”。
周尤金在文章中说，习近平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起了“驱逐低端人口”运动，另一方面正把7000万农村居民搬迁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去——既可消化那里空置的“鬼城”，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水平。
但文章说，“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和教师严重短缺，这些新城镇居民无法获得健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 “农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仅缺乏服务，还切断了他们过去熟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将其抛入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习近平在最近的这次会上说，要保证实现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但周尤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估计为100万新的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关键服务将需要花费150亿美元。照此推算，将7000万人转移到城市，正如政府计划的，将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比当前政府支出预算的三分之一还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到2023年中国的养老基金盈余将变成赤字，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118万亿美元。 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将被埋葬在超过2.5万亿美元的债务之中。
不过文贯中教授说，习近平既然已经把话说出口，最终就有可能完成，“作为一个政府的任务，通过各种人为 的、短期的、特殊的手段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脱贫是可持续的。一切恢复常态后，贫困会再度来临。”
文贯中认为，习近平说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日子，“所有”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他说，贫困总会留下死角，“即便是美国也不能避免，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 就是很难富起来。中国也一样，在很多地方留下了贫困死角。”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制度
文贯中说，中国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一个是户口，一个是土地制度。户口制度阻挡了农村里最优秀的人到城里落户，而土地制度又鼓励最优秀的人离开农村。”
他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首先是农村中生产率最低的人；但是在中国，农村中最有能力的人都首先离开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懒者。“在现在的这种扶贫方式下，有些懒人会赖在政府身上，越懒的人会越振振有词，觉得是政府欠了他们。”
文贯中进一步解释道：在土地私有制下，“能够兼并别人土地的人一般来说必然是能力最强的人，”；但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有人头就有地，“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成员，就有承包权，就要给你一份土地。这样，每个家庭在做决策时肯定是把最无能的最老的最弱的留下来。”
“既然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能人就首先进城去了。而城里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不需要那些能干的农民的，结果把农村优秀劳动力在城市中浪费掉了。而农村又丧失了最优秀的农民。不像美国的农民是全方位的企业家。这样的人才能跟上城市人的收入。”
文贯中说，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农业还是很落后，技术很原始，经营很分散。”
文贯中认为，中国有些人不是好好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却还幻想重新用集体化道路达到全面而持续的脱贫目的。短期内，中国政府有钱，逢年过节，村官确实能给贫困户送点东西。” “我们往往看到各级干部在弄虚作假。”
弄虚作假的访贫问苦
习近平在成都举行会议之前，到四川省一个偏远山区，访问那里的彝族民众。中共官方媒体配发了习近平到一户彝族人家参观的照片。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说照片中的厨房，门、灯泡、炊具，甚至抹布都是新的，腊肉和香肠的悬挂方法也不对。
文贯中说：“照片里的这家农民竟然把很多腊肉香肠挂在炉子上面。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保存这种东西，挂在炉子上面是最犯忌的，火一烤，油都要滴下来了。”
为落实习近平提出将中国建成“美丽国家”的目标，中央政府计划将贫穷村庄变成迷人小镇。2017年，中国政府已批准了400多个。住建部的文件说：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以此带动全国小镇建设”。
周尤金在为外交官杂志写的《梦乡：中国迷人的村庄》一文中说，中国政府官员认为特色城镇是吸引居民返乡、重新平衡发展、为农村带来急需公共服务的好方式。但有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卢明说：“这些特色城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规模经济。”
卢先生预计，长期而言这些城镇将失败，因为它们远离主要城市，那里是高端制造业所在地，也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所在地。
文贯中认为，城市化并不是造一堆房子，然后把人搬迁进去，就会成为有活力的城市。“不是的。它首先要有具有内生活力的企业存在，其产品有社会需求，确实需要扩大生产，因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文贯中说，“如果认为索性把几千万农民迁进去，这些房子就盘活了，这是新的天方夜谭。这些农民进去以后，要吃要喝要穿，政府能管他们一辈子的生活费吗？”
文贯中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靠几个特色小镇，还是要靠亿万个农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己琢磨出什么是好的生财之道，上级领导很难为每个人想出适合他们致富的办法，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
实际上，中国官员已经担心这一政策可能导致更多鬼城。今年早些时候一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就说，很多特色小镇已变成没有居民或企业的鬼城。
中国有可住34亿人空楼
周尤金说，“在过去十年中，过度热情的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进行了由债务刺激的建筑狂欢，已经修建了可容纳34亿居民容量的空置城市。”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2.5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
文贯中说，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起点很低，因此说共产党让几亿中国人脱贫，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他说现在问题是，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上万美元，但有些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差别达8、9000美元之多。”
官方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说，习近平的目标正按部就班地达成之中：过去5年，中国已经成功让将近7000万人脱贫；未来3年的任务是完成剩余的3000万。
周尤金说，“看你怎么界定成功。如果让穷人从每天挣96美分到挣97美分就叫成功，也许从官方的统计数字来说是战胜了贫困，但如果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这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