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北京郊区一栋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几天后，官员们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铲除外来人口社区。居民被强力从租住的房子中驱离，推土机把整个社区夷为平地。数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虽然市政府官员认为这次运动有正当理由，是为了防止将来再出事故，但事实上，这是一系列严厉的城市政策中最激进的新举动，试图弥补北京杂乱无章的城市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这场驱逐之前，大约有800万名外来人口居住在北京。过去几十年里，他们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事着低端工作，促进了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但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却受到糟糕的阻碍。
“户口”是一种将大部分社会服务与一个人的官方认定的居住省份联系起来的许可证。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外来人员生活在城市的另一种现实之中。
这些外来人口要获得社会福利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国家支付的退休金可能会被取消，因为他们没有在户口所在地生活和工作。最令人痛苦的是，这些外来人口的子女没有在北京上正规公立学校的资格，父母只得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把子女送进为不规范的、专为外来人口开办的学校；要么把子女送回农村接受教育，在老家，孩子们或许由祖父母抚养，或许根本就没有人抚养。
虽然外来人口的困境是很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住房问题常常遭到忽视，被中产阶级对房价难以承受的焦虑所掩盖。11月的火灾改变了这一点。
那些遇难者被困在城市边缘一栋破旧的建筑物里，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住房选择。实际上，针对外来人口的保障性住房根本就不存在。租房给外来人口的房东很少会认真遵守防火规范，或拿钱对建筑物进行维护，因为大多数这样的住房都被视为违章建筑，并且一直面临拆迁威胁。
外来人口的困境也反映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危机：中国的城市变得太大、发展得太快。在政治与经济目标粗暴结合的推动下，它们在短短几十年间从单调的工厂城镇蜕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同时破坏了环境，造成了社会不平等与家庭纽带的断裂。
北京的人口数量居中国第二，它就是一个例子。从共产党掌权之初，就尝试着让这个帝国首都同时成为一座苏联模式的工业城市，这个实验遭到了悲败，导致了通勤的艰难和严重的空气污染，更不用说大片历史街区遭到破坏。
不等官员们考虑到这些间接后果之前，市场的力量已经成型：外来人口涌向这里，寻找工作岗位和住处，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990年代之初是1100万，如今已经增加了一倍。
过去十年来，地铁和公园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主要应当归功于移民的勤奋工作。但是在缓解城市生活压力，尤其是改善环境问题方面，地方政府做得还不够。
2015年，一名调查记者拍的一部关于北京有害空气的纪录片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批评政府的无能。国家最高环境官员认可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把该片与1962年在美国引发了环保运动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相提并论。
北京的水资源危机亦已迫在眉睫，虽然并不明显，但同样具有严重威胁。地下水位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当官方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把矛头转向那些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近年来，政府除了出台种种歧视性政策，更是开始清理“低端人口”——这是外来人口在官方文件上的称谓。以社区中产化、学校和服务业升级等城市改造为名的规定，一直在加大对外来人口就业和住房的限制，削弱他们的生计，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留在城市。
因此，外来人口开始加速外流。2016年，北京“城六区”的人口下降了35.3万人，是自40年前城市化开始以来的首次下降。那些建立了国家体育场馆、为上班族送午餐，以及为中产阶级家庭照顾婴儿的外来人口，正在以离开这座城市的方式为它作出最后的贡献。北京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规定，到2020年，城市人口上限是2300万；目前的数字已经开始慢慢接近。
与减少人口相应的，是其他一些减少环境压力的政策。今年冬天，当局下令禁止北京周边部分地区用煤取暖（但后来，该禁令在一些地方被取消）；为了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了缓解首都的压力，北京西南方向一座规模为曼哈顿两倍的卫星城正在建设过程中。
这些措施正在产生效果：2017年最后三个月，北京的污染同比下降了惊人的53%，让这个冬天的天空回到了我童年记忆中清爽的蓝色。我家附近长年拥堵的环路上，车辆人流也越来越少。
但有些问题发展到了比表面上的城市环境更深的层次。7月，一篇名为《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超过500万的阅读量。作者来自西北省份陕西，笔名张五毛。他用厌倦和冷漠的语气，穿插着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熟悉的黑色幽默，抱怨令人心碎的城市生活导致人们永远处在漂泊状态。
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后，他说北京对人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降低：富人逃往海外，穷人返回故乡。这些指责性的描述促使审查机构屏蔽了这篇文章，但在这之前，文章已经引起了在北京努力承受城市生活孤独的年轻人的共鸣。
北京的城市压力亟需缓解。官方的一些措施，比如投资清洁能源，是值得称赞的；但另一些则不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谈到，中国已经从一心追求经济成果，发展到了优先考虑民众的幸福。
然而，驱逐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政策所凸显的，却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统治日渐收紧的国家的屈辱。
高雨莘是一家研究机构的政策分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