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说法, 研究英国的最好去处是英国，研究日本的最好去处是日本，研究法国的最好去处是法国，研究美国的最好去处是美国。然而，中国古人没有想到，中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普遍规律的例外。
由于严重缺乏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表达自由，当今世界有关中国的最优秀的研究大都是在中国之外，关于当今中国的研究尤其如此。
例如，对祸害中国长达10年、其恶果延续至今乃至有“红卫兵治国”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方国家的研究即使是落后的往往也要比中国的先进许多，而先进的西方研究则更是中国望尘莫及。
因此，中国人如今要想研究中国的政治（或历史、文学、哲学）并取得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必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研究。对在中国研究中国的人来说，近水楼台不会先得月，而是后得月，甚至是不得月，连水中捞月的机会也没有。
互联网控制研究
当今中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网民超级大国，眼下已经接近或超过8亿人，比欧洲国家总人口总数还多。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也是政府雇佣的网络民意特工（即中国官方所说的“网评员”、中国网民所说的“五毛党”）人数的超级大国，估计人数在二百万人到上千万人。就算“五毛党”只是二百万人，也是绝对世界第一。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今世界有关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尤其是有关中国当局控制互联网的研究在中国少之又少，甚至干脆没有上轨道，或干脆没有研究。
在2017年即将结束之际，12月2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下午3点，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奉命顶置一条中共宣传部门力推的中共权威宣传机构新华社的报道《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按照当今世界专业新闻标准来看，这条所谓新闻报道根本就没有值得顶置的新闻价值，甚至没有多少新闻价值。
在研究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者看来，这一名为新闻实则为中共及其领袖习近平的宣传广告的文本之所以获得中国网络媒体和其他传统媒体的顶置，是因为中共当局以政治力量为后盾勒令中国境内媒体顶置它，否则媒体会有难以承担的后果。
美国学者的研究
但是，在其他国家，在美国，中共的网络舆论/言论控制则早已成为显学。在这个研究领域内，研究者众多，研究结果丰富。
2017年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与斯坦福大学学者Jennife潘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玛格丽特·罗伯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17页的论文对上述的中国网络舆论操纵现象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
当今世界中国互联网舆论控制研究的这三位顶尖学者的论文标题是，《中国政府如何炮制社交媒体言论贴以进行战略性的插科打诨转移视线而不是进行就事论事的争论》。
加里·金等三位美国学者在论文中所报告的他们通过大规模实证研究获得的重大发现包括：
——中国政府所调遣的网络民意特工在2013年一年之内发表了四亿四千八百万条社交媒体评论；
——绝大多数（90%以上）所谓的“五毛党”并不是中国政府雇佣的按照政府指令发帖得金钱奖赏的业余人员，而是政府雇员；
——与以往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的是，“五毛党”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大都不是进行所谓的正确与错误或真实与虚假的辩论，或讨论争议性问题，而是为中共政权唱赞歌。
12月29日中国网易新闻和凤凰网顶置新闻的高度一致、高度协调的跟帖内容显示了加里·金等三位美国学者的研究非常贴近当今中国的现实，为中国特有的网络舆论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中国学术研究为何落后
对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研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热题，他们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令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望洋兴叹，望尘莫及。
中国的研究者抱怨说，他们并不比国外的研究者缺少研究兴趣或研究功力，但在可见的将来，他们将注定继续望洋兴叹，望尘莫及、徒唤奈何，因为
（1）像网络舆论控制这样的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难以立项；
（2）即使是勉强立项也不会得到学校或国家的支持，而这样的研究需要巨大的网络信息收集、储存和分析处理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个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能力；
（3）即使是有中国国内有特别聪明、特别用功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出上档次的研究结果，这样的研究结果也难以在中国国内发表或介绍给公众。
因此，可见的将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水楼台后得月”甚至“不得月”的局面将持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