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用准许进入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诱饵，吸引了一批美国一流企业。作为交换，像苹果(Apple)和领英(LinkedIn)这样的公司已同意尊守中国的规定，这无异于向审查制度屈服。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接受来自受北京支持的孔子学院的资金，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引起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担忧。
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人指责北京在幕后操纵西方民主制度。在澳大利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商人为影响国内及外交政策，向该国两大主要政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的献金。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反对党工党成员邓森(Sam Dastyari)，在面对有关他用宣传北京的立场来换取财政支持的指控后，宣布辞去参议院的席位。
但是，也许这些乍看起来是中国实力崛起的迹象，正被证明是中国战略失误的做法。北京正在把手伸得太远，搞僵了与许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经过了与澳大利亚不断扩大接触和经济联系的20年后，中国现在眼看着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总理要对该国反间谍与外国干涉法进行改革，修改法案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抵制中国的影响。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但美国政府在其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仍将中国认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正在考虑扩大其外国代理注册法案，以对中国官方媒体和智库在美国做宣传、散布虚假信息进行限制。
北京甚至在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也引发了焦虑情绪的高涨。德国情报机构最近指责中国挖掘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官的个人数据。丹麦前首相、北约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虽是一名崇尚自由贸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他也向欧盟提出要制定用以调查并可能限制中国在欧洲投资的措施。
他的这一立场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观点相呼应。这些领导人认为，中国一直不对外国投资开放自己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同时却在利用欧洲市场的开放性为自己谋利，在最近几年里乘机收购了好几家领先的欧洲技术企业。要求中国政府让欧洲企业在中国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面临着阻力，这是一项万亿美元的庞大贸易和投资战略，旨在重新建立欧亚大陆的连接，让中国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虽然美国现在才意识到中国金钱对其民主制度的威胁，但发展中国家对北京在影响国外政治和社会上的愿意程度早有知晓。
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关键国家，该国已开始对自己参与这个计划的程度和条件产生怀疑，最近搁置了一项耗资140亿美元的水电大坝项目，巴基斯坦认为该项目的造价过高。缅甸是从中国到印度洋的重要陆路连接，该国官员对一种观点一直持怀疑态度，这种观点认为，帮助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促进缅甸自身发展的手段。
在拉丁美洲，中国在全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面临着这些项目需要更谨慎地对待环境问题的当地要求，比如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已迫使北京缩小了中国正在该国修建的水电站所占的面积。中国也在非洲面临着抗议，因为中国建筑公司在未对土地征用和当地就业问题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铁路和公路项目。
中国在斯里兰卡也可能面临强烈抵制。斯里兰卡政府在接受了北京的“双赢发展”说法，积累了借了数十亿美元的中国贷款之后，最近把战略港口汉班托塔的控制权以99年租期的形式让给了中国，以换取中国免除其债务。但几乎没有有租户爱他们的房东，尤其是向住在自己土地上的租户征收租金的房东。政界知名人士已经指责斯里兰卡政府把国家主权出售给了北京。
在这些阻力面前，2018年很可能会看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新努力。北京的最近闯入，可能会促使所谓的亚太四国加强安全合作，这四国是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尤其渴望找到对抗中国对亚洲航道霸权的新方法。欧洲也将更多地关注其他大的经济伙伴，以减少自己对中国的依赖。欧洲已与日本签署了一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覆盖了全球贸易的40%。
专制的国家不善于结交朋友，尤其是与支持市场开放和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结交朋友，这应该不让人感到奇怪。如果北京想平息西方担心中国对西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的话，它也许需要改变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政策。重温愤恨外界干预的自身历史，寻求与西方建立新的合作与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更有好处。
北京方面正在逐步改善与东京方面的关系，这种改善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也许能为北京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克服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停止进行政治干预，重新把重点放在建立伙伴关系上来，正是这种能扩大贸易和投资的伙伴关系，才让中国自身的经济达到了其目前在全球经济中所具有的水平。
中国在2017年结束之际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裂痕。如果中国不收敛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的话，这种手伸得太长的做法最终将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