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领导人的一个经济会议周三结束的时候，中国发出了经济工作重点的信号，明确表示习近平负全面责任。会上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说法，还提到削减工业产能过剩、控制货币供应，以及一些中国最近采取的其他举措。
会上几乎未提的是中国债务激增的问题。虽然两家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今年都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发出了警告，但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时发的通报中，除了提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之外，对近年来大部分由中国的公司驱动的大笔举债只敷衍了一下。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通报说。
通报显示了习近平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还显示了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中国在如何解决其成堆的债务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一个微妙转变。这个转变表明，如果借贷有助于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也许愿意允许更多的债务。
通报中的新提法与用在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中国以前的强势领导人身上的标签相呼应，标志着习近平稳步上升到了中共毋庸置疑的领导者的地位。两个月前，中共曾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把习近平提升到与毛泽东等同的地位。
习近平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决策者。这个角色通常落在中国总理的身上，现任总理是李克强，但习近平一直在主持经济工作，而且在最近几年，以自己的名义签署重要的经济工作文件。周三的通报巩固了这一局面。
“这表明‘我是老板’，”上海的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说。
对债务问题没有表示极大关切也与中国最近的表态相符。自今年10月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对解决国内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兴趣不大，中国的债务在过去10年里迅速积累。相比之下，过去两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债务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与其说关注债务，新通报提出要稳定中国经常变化无常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通过促进更强劲的租赁市场的方式，通报还缩短了限制外国投资者参与的行业名单。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的贷款推动。对债务的宽松态度表明，领导人可能不太愿意采取削减债务负担的措施，因为这样做也可能抑制短期的经济增长。
中国官员近几个月来已暗示了经济工作“重点的微妙改变”，只要企业债务得到控制，政府会允许整体债务的增长，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债务不断增加，警告声也越来越大。与中国经济的规模相比，中国在10年里积累起来的债务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相当。今年早些时候，评级机构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下调了它们对中国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理由是企业债务增长过快。
但中国已采取了削减借贷的措施，对几家私有企业采取了尤为严厉的措施，这些企业大举借贷，在海外大张声势地进行高价收购，虽然有政治后台的国有企业仍在大举借债。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银行贷款的配额，同时采取措施限制银行使用监管宽松的投资产品筹集资金的做法。
这些努力似乎减缓了债务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由主要国家的央行组成，这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经济产出之比略有下降，这是对现有数据的最新统计。
专家表示，如果借贷更多地来自家庭部门的话，中国更有可能会允许债务增长，最近的情况正是这样。抵押贷款和其他类型消费贷款的增加，促进了家庭借贷和开支的增长。中国官员希望有更多的消费支出，以平衡中国的经济。
中国政府对债务问题兴趣减弱的最明显信号，来自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12月8日的一份声明。中共领导机构政治局表示，未来的财政目标是“有效控制”债务，而不是简单地削减债务。在今年10月举行的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做了将近三个半小时的工作报告，只字未提债务，只有三次简短地提到了杠杆，但并没有说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债务和杠杆基本上是一回事。
中国政府里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对中国媒体说，他仍高度担忧中国堆积如山的债务。外界普遍预计，周小川很快会退休。
周小川在今年11月4日发表在央行网站上的署名文章中写道：“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地方政府和与它们有关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债务一直存在疑问。
中国的债务积累速度“比以前慢了，但如果以西方为基准的话，仍相当糟糕，”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朱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