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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之妻刘霞的北京寓所外，警察在试图阻止摄影
威权主义政权用委婉的说法来掩盖它们极其黑暗的特色。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如此。它听上去像一种软禁，这是一种更温和的拘押形式，针对的是正在接受调查抑或候审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它是秘密关押，即让人“消失”在法律迷宫中这种普遍做法的法典化。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法律保护几乎无法防止其被滥用。据8月成立的团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称，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人权，还违反国际法。该团体旨在保护亚洲为人权、女性权益和公民社会而斗争的人士。
唐吉田
刘士辉
唐志顺。
2012年，中国修订《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第73条，允许当局以“国家安全”或“恐怖活动”为由关押民众。被关押者关在“指定居所”，也就是秘密监狱的时间最长可达六个月。
中国已表明，对这些理由的定义可以如此宽泛，以至适用于所有被视为对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异见人士、律师、活动人士，以及敢于发声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被“监视居住”的人当中，有艺术家艾未未和7月在被官方关押期间去世的诗人，也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卡斯特所在的“保护卫士”将坠入这种奥威尔式法律深渊者的12篇叙述汇编成了《失踪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一书。该书的英文版已于本月出版，中文版定于周五出版。这些叙述——作者中两人保持匿名、一些已安全抵达国外，还有一些勇敢的人依然在中国国内——代表了成百上千名被剥夺了中国宪法表面上赋予他们的法定权利者的经历。
讲述者谈到了身心遭受的虐待、殴打、剥夺睡眠、羞辱、隔离和对亲人的威胁。批评人士称，第73条的本质助长了这种虐待。在普通看守所，制度性规范——如看守人员和检方人员在场——可以对侵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而在“指定居所”特有的单独关押中，几乎没有限制。在被秘密关押后离开中国的律师滕彪在前言中写道，它变成了“一种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似乎愈发不能容忍批评。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也不再强调人权问题。下面的片段改编自其中三个仍在国内，却冒着巨大的风险详细叙述自己经历的作者的描述。
唐吉田
唐吉田是中国最有名的辩护律师之一。2011年，唐吉田因为活动人士，包括后来逃脱软禁，藏身于北京美国大使馆的盲人异见人士陈光诚辩护被捕。警察闯入他家时，他刚和一批律师见过面。警察把一个黑色塑料购物袋套在他头上，开车把他带到了一个“看起来类似度假村”，却没有休闲设施的地方。后来，他又被以类似的方式转移。上周末，他在去香港接受治疗期间被禁止出境。
房间很小，两张床几乎挤在了一起。没有马桶座圈。用完马桶后，我要用长柄勺舀水冲马桶。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被要求面向墙壁坐直身子。一盏明晃晃的灯直射在我的脸上。尽管是冬天，但空调却吹着冷气。抓我的人穿着棉大衣。在去的路上，我被塞在警卫中间，头上套着塑料袋，又穿着厚夹克，因此出了很多汗。夹克汗湿了，没法再穿。
四名武警和两名年轻一些的警卫轮流监视我。他们生怕我不知道这里是谁说了算，总是说：“我们这些兵都是服从上面的命令。你要不老实，我们会打爆你的膝盖。”他们不让我睡觉。我又冷又累。很难坐稳。如果我没坐好，他们就踢我。
我们到达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军训。一名武警向我演示了如何蹲下、立正、稍息、转身和敬礼，每个姿势都要求精确把握动作和时间。蹲下时，必须把手放在脖子后面，保持身体笔直。我还必须练习把被子折成豆腐块一样的直角。那并不容易。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向我的抓捕者敬礼。
他们的目的是打击我的决心，让我屈服于他们的力量。他们有时会用这种军训来打击他们不喜欢的在押人员。中国的武警身体很强壮，头脑却很简单。
刘士辉
刘士辉生于1966年，从事过十年法律工作，直到2010年当局拒绝续签他的执照。2011年2月，他在广州因试图拍摄“茉莉花革命”的一场示威游行而遭到便衣警察袭击。他被打得身上出现青紫的瘀伤，左腿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几天后，他被逮捕，并被秘密关押了4个月，他的妻子是越南人，被关了17天，而后被驱逐出境。
第一个晚上，他们不让我睡觉，第二天、第三天也不让。没有被审问时，我也必须在椅子上坐直。那个姿势保持很长时间之后，会让人筋疲力竭。有时我会打瞌睡。警察就拍旁边的桌子，对我大喊。我的腿越来越肿，胸口越来越疼。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这种长时间剥夺睡眠的酷刑被称为“熬鹰”。我之前就知道这种折磨手段。但它通常是用于中国法律中的严重罪行，所以我自己没怎么接触过。这是一种古老的酷刑。我很少见到或听说哪位客户遭受过这种折磨，他们在极少数情况下受过这种刑罚，通常是一天，最多两天。
我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受法律管辖的地方，它是一个黑洞，一个由怪物控制的营地。
唐志顺
唐志顺最初是一名受过正规教育的工程师，在阻止当局拆他的家的过程中参加了民权运动。他是在帮助人权律师王宇和丈夫包龙军十多岁的儿子穿过边境进入缅甸时被捕的。王宇夫妇也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自己被秘密关押的情形。本月，他们18岁的儿子包卓轩再次被禁止离开中国，官员们称他是一个安全威胁。唐志顺被关了一年多，先是在家中被监视，而后是在天津的一个正规的拘留中心。
有时，警卫会警告我，尽管我的妻子和孩子在美国，但他们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安全。中国的特工依然可以杀死他们。他们谈起我母亲时，也说了同样的话。还说他们可以拿走我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钱和贵重物品。
有一次，他们告诉我，对我的指控已经从非法跨越国境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多么大的威胁！他们真是高估了我。
警察会说，他们跟我个人没什么恩怨，但他们折磨我的手段很残酷，好像他们以为，因为不是个人恩怨就能改变事情的本质似的。我相信，正义终有一天会降临，那些做错事的人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