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曾经的美国共产主义之都

生于布鲁克林的剧作家兼评论家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于20世纪30年代在格林尼治村初涉左翼圈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大萧条时期，纽约市“去了俄罗斯，在那里度过了将近十年”。且不管阿贝尔在嘲讽上的品味如何，他的话有些道理。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共产主义作为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消亡为止——美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些地方几乎已经可以说掀起了大众运动，纽约市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党员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同事、邻居和家庭牙医都是共产主义者的环境里；他们向共产党控制的兄弟组织购买人寿保险（很划算）；他们甚至可以在认同共产主义的人经营的夜总会里消磨晚间时光（比如在格林尼治村谢里登广场有一家名字让人哭笑不得的咖啡馆协会[Café Society]，是比莉·霍利迪[Billie Holliday]等崭露头角的黑人表演者的舞台）。

后来的美国共产党（它的名字在早期有所不同）是1919年在芝加哥成立的，在开展了一段地下工作之后，它于1921年在该城设立了全国总部。不过，该运动的大部分成员住在纽约，1927年，共产党的总部搬到了曼哈顿东12街35号该党所有的一幢大楼里，位于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以南一个街区（那座建筑还在，不过已经易主，那一带的无产阶级气息跟过去比要少了许多）。

此后的纽约仍将是美国的共产主义之都。当时，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和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等主要共产党领袖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第12街那幢建筑的顶层，因此，在该组织内部习惯上用“九层”指代党领导（出于某种原因，即便是在非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左翼圈子里，“党”也总是被理解为是指共产党，而非其他任何敌对的左翼组织）。

在20世纪20年代，移民是纽约市共产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其中很多是东欧犹太移民：直到1931年，居住在该市的共产党员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

当然，移民激进主义在纽约并不新鲜。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的社会党领导人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在1917年的市长选举中赢得了逾五分之一的选票。社会党人最初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欢呼，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那些后来变成共产党人的那些——及时醒悟过来，反对苏联政权放弃左派传统的民主和平等主义理想。

在20世纪20年代，两大对立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社会党再次成为主要的左翼政党。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获得的选票几乎是共产党候选人福斯特的九倍（两人的号召力都比不上最终的赢家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 Roosevelt]）。

不过，左翼的力量平衡即将改变，而这一变化在纽约表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大萧条越来越失控，世界各地的成百上千万人，包括很多美国人，开始以一种比以前更赞赏的新眼光看待苏联。他们站在远处，再加上许多一厢情愿的想象，看到那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似乎是替代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理想方式，后者残酷的不理性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普遍的社会苦难。

共产党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门科学，欧洲和美洲等地纪律严明的集权政党对它的实际应用是团结全世界工人的关键。在1933年纳粹夺取德国政权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人将他们的国际战略从推动世界革命转变为与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人民阵线”的时代，美国共产党强调反法西斯团结的必要性，开始在劳工和自由主义人士的圈子里勉强赢得尊重，被视为社会变革斗争的有用盟友。

尽管共产党员依然赞美苏联的一切，宣称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但他们尽可能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淡化其来自外国的影响。共产党人也开始与他们之前鄙视的团体和谴责过的政治人士接触，比如新政派(New Deal)民主党人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

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是有用的。从底特律、西雅图到洛杉矶，全美各地的共产党人开始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发挥明显而有效的作用。不过，他们在纽约最为成功。

到1938年，该党在纽约州有3.8万名党员，约占其全国党员的半数，而且大多住在纽约市。党员中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尽管很多是移民的后代）。共产党在老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的群众集会吸引了两万人；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也吸引了数万人。

纽约的一些社区可被比作环绕巴黎的“红带”：共产党在布朗克斯阿勒顿大道上组织的合作聚会是政党支持的强大根基，东哈莱姆区、布鲁克林和下东区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在哈莱姆区，该党反对种族主义的坚定承诺（即使在自由主义左派中也依然很少见）帮它赢得了各个社会阶层的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包括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演员兼歌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

共产党员是散布工会主义福音的主要推手，从服装行业扩展到之前没有组织的产业和工作场所，比如美国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美国全国海员工会(National Maritime Union)、美国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和美国报业公会(American Newspaper Guild)等组织的组织者和官员们。美国皮毛工人工会(Fur Workers Union)的主席本·戈尔德(Ben Gold)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公开承认信仰共产主义的劳工领袖之一。1938年，一名竞选纽约市市政委员会主席的共产党候选人获得了近十万张选票；二战期间，两名公开的共产党人，布鲁克林的彼得·V·卡基奥内(Peter V. Cacchione)和哈莱姆的本杰明·戴维斯(Benjamin Davis)，在市议会拥有席位。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有成百上千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还有成千上万学生加入了美国青年大会(American Youth Congress)等共产主义阵线组织。

最后，纽约市在俄罗斯“度过”的十年左右时间成了泡影。美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迫使其成为斯大林政权恶劣罪行的辩护者——从莫斯科审判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即使在其鼎盛时期，这也限制了它的吸引力。随着冷战以及第二次红色恐慌(Red Scare)的开始——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广泛、更持久——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受到了迫害和孤立。

1956年，约有两万名幸存骨干党员的美国共产党遭到了致命打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0届党代会上发表了“秘密演讲”，谴责他的前任斯大林是一名血腥的大屠杀凶手。演讲内容被泄露。很多美国共产党员感到幻灭，到1958年，党员人数减少至几千人，在之后几十年里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不过，该党的生命力要强过它的政治灵感——苏联的实验。

在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美国共产党的全国总部仍在纽约，位于西23街235号该党所有的一幢大楼的某一层。对于是要保留这栋建筑，赚取可观的租金收入，还是把它卖掉，在地产市场上大赚一笔，党员们显然存在分歧。

到头来，坚持下来的同志们最关心的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