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走出难民营时，手机响了。我说“你好”的时候，妻子可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异样。“出什么事了？”她问。 “我刚刚做完生命中最糟糕的采访，”我说。
我正站在缅甸和孟加拉边界附近，在缅甸政府进行大屠杀之后，有50万罗辛亚人逃到了那里，他们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受待见的种族之一。我刚刚跟一个名叫拉朱马(Rajuma)的年轻女子告别，然后看着她的红色面纱和瘦弱身躯消失在人群中；她的经历，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我曾报道过苏丹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伊拉克被炸死的儿童。我被派去报道过地震、飓风、内战、国际战争、叛乱和饥荒之地。作为驻外记者，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冲到世界上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地。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成了绝望这个题材的专家。
但是拉朱马的故事让我震动。
她告诉我（她说的一切都和其他几十个证人的叙述相吻合），缅甸政府军在8月冲入她的村庄，烧毁了每一座房子。他们将男人和妇女分开，马上处决了男人，然后强奸妇女。
但是在强奸她之前，士兵从她怀里抢走了她的男婴，将他扔进了火中，拉朱马说道。宝宝哭喊着要她，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在一个小屋里，我和她还有一名翻译蹲坐着在小小的塑料凳上。当拉朱马开始抽泣时，我皱起眉头，对自己感到很生气。
“为什么我要让她遭这种罪？有人想读这么惨的东西吗？我甚至没法下笔去写。”
我觉得我正在趋向麻木的反面。我报道的每一场悲剧，听过的每件惨事，都把我们创造的或者与生俱来的，安全地将我们与苦难世界隔开的绝缘层蹭掉一点点。做过多年这样的工作之后，我的绝缘层所剩无多了。现在每一次出任务，我都很紧张焦虑。
即使在见到拉朱马之前，我都快忍受不了了。我在难民营的第一天，看到罗辛亚男人被驱赶着排队，等候领取一包葡萄糖饼干的时候仍试图保持尊严，令我的眼睛一酸。
我很震惊，但很快就了解到，数十年来，罗辛亚人一直就是移动的标靶。就像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那样被当作替罪羊，像卢旺达种族灭绝中的图西族人一样被称为虫子，他们是佛教国度中的穆斯林，政府不把他们当人看，把他们当成随便欺负的猎物。
所以我开始思考：如果我们不报道，事情会变得更糟了。那将是更大的不公正，是在人道上对罗辛亚人的进一步侮辱。这就像是告诉拉朱马，对于她所遭受的苦难，这个世界管不着。
要结束这次采访非常困难。当我们告辞时，我应该说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可能会说她应该去“找什么人看看”，但这里没有心理治疗师，我知道她要回到一个竹杆撑起的塑料篷里，无事可做，只有回想我之前让她讲述的那些时刻。
我想把钱包里的所有钱都给她。或拥抱她。或给某个人脸上一拳。这是做记者最痛苦的地方：无能为力。不仅是对摆在你面前的骇人惨剧无能为力，而且大部分时候你只应该做这么多。我们是记录者、见证者，不是救援人员。当然，如果拉朱马在我面前血流不止，需要我的帮助，我会毫不犹豫地帮忙。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她的孩子死了，她精神上的创伤会永远都在。
我站起身，怯怯地握着她的手，说着唯一感觉近似合适的话：“Ami dukkhito。”
在我学会的少量孟加拉语中，这一句是我用的最多的。我对数十名失去了一切的罗辛亚人说过这句话。
有时候，能说的只有这一句。Ami dukkhito。它的意思是，我很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