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国家，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社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与执政党乃至领袖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前者由后者来塑造。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十九大确立的人事体制和提出的执政思想，将决定至少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人们现在不知道十九大最后的成果会是怎样，但根据过往五年的执政经验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思想，还是能够对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做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我认为，中国将会出现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判断：中共进入“一人领导”时代。
对于一个没有军功，在登上大位之前也看似没有显赫政绩的领导人来说，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就获得现在这样的权力和权威，以致中共赋予其“核心”地位，这多少是个未解之谜，因为仅仅凭借他发动的反腐治党和军改，似乎还不足以赢得目前的地位。
自毛之后，中共在最高层是受到制衡的：邓有陈云的掣肘；江在前期受制于邓，在后期受制于其他派系；到了胡时代，不但有江在背后制约，更有其他领导人分权，所以才有所谓“集体总统制”的说法。中共领导体制的这种变迁，虽然谈不上朝向“民主”，但确实有分权制衡的形式，即使像邓这样的强势领导人，他事实上也做不到一言九鼎。
然而此种现象到了习时代，则为之一变。其中的一个背景，应是胡作为“弱势总书记”而导致在其执政的10年在反腐和改革上基本无所作为，白白浪费10年大好时光的教训，对中共领导层来说，胡时代的这种状况不能在习手上再延续下去，否则，就可能真正“亡党亡国”。这应该是理解习集权的一个关键因素，要改变胡时代的“九龙治水”政治困局，就必须加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而习的红色背景及个人性格，有利于其集权。
不过，尽管中共领导层达成了这种集权共识，但它毕竟涉及高层权力的分配，具体到个人，要其让渡权力可能会很不愿意，这就会在内部形成权力斗争。另外，习也不像毛和邓，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有着显赫的资历和军功政绩，要在党内高层让人承认其权威，有些困难。这就使得习上台后虽然获得了比江胡更大的权力，但在党内和高层尚无法做到一人说了算。所以，在习掌权的前三年，它还是受到党内元老和政治局其他势力的制约。
但习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他能充分利用最高领导人这一职位具有的合法权威和权力，通过强力反腐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对政治反对派展开大规模清洗，并利用大众对反腐的支持，迫使政敌和不忠者对自己臣服，从而最终在党内确立自己无可挑战的地位，让强势的外部观感与强势的实质内容相统一。
标志习的权威得到真正确立的是“核心”的提出。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习的“核心”地位，从而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五代“核心”。毛邓的“核心”地位都是自我赋予的；江虽然也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但其“核心”地位是邓赋予的；习的“核心”地位形式上虽然是党赋予的，但实际上是他自我赋予的。故同为“核心”，习要强过江，和毛邓比肩；而从权力实际受到的制约来看，习还要强过邓，仅次于毛。
十九大将从两方面赋权于习，致使其“核心”地位进一步稳固。
一是人事安排由习主导，对习忠诚的大批领导干部将会被擢拔到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比方说，前段时间有外媒报道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十九大将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是习的亲信，如果陈入选政治局常委，表明党内现已无约束习的势力。因为陈目前仅是中央委员，以习现有之权力，安排他进入政治局应该没问题，但跨越政治局委员直接成为常委，将有违中共传统。而将一个困难的事情变成事实，我认为，只能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太弱，或没有反对力量。当然，如果陈敏尔成不了常委，亦不能说习的权力就有所减弱，也有可能出于其他考虑而不让陈进入常委。
二是习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7·26”讲话以及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来看，这点很明显。“7·26”讲话是习为十九大定调的讲话，习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做这番讲话的。8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十九大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疑，十九大会把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因为只有党章才能保障习的讲话精神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之与核心地位吻合。至于是以思想或主义或其他什么名称来概括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非关键。
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习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习也就彻底逆转了自邓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体制的分权制衡局面，向毛时代的“一人领导体制”回归。因此，在未来五年，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习的权力，动摇其权威，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危机。
第二个趋势判断：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会进一步严酷，最好的可能也是原地踏步。
一些谨慎乐观者认为，在习牢牢掌控大权后，未来五年中共将会放松对社会的管控，政治环境有可能宽松。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的，未来五年政治环境若说不更严的话，至少也和现在一样严，原因还是中共统治的需要。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习近平的政治设计”。我当时的看法是，习的两届任期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中共的统治不受挑战，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此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为此，习将一改江胡时代的防御态势，采取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的策略，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是治官，一个拳头是治民。治官主要是通过反腐，治民主要是用法。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其真实含义是将党的意志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来治理百姓。而为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习也将在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行政改革方面有所推进，加强政府决策的透明性，进一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我当时预测，习的这套政治设计不仅要管第一任期，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第二任期也会延续这个统治思路。
现在看来，我在地方行政改革上出现误判。政府改革的力度非常小，只是取消或下放了一些行政审批，在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这个判断大体还是准确的。那么，十九大后的未来五年这种情况会有变化吗？我认为，提高中共的统治水平和政府的管治能力这个主题不会变，但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策略上会出现变化，简单地说，由于前五年猛烈的反腐风暴造成了大面积的官员不作为，在习近平用反腐达到阶段性目标后，在其第二个任期，反腐的力度会有所降低，制度化会加强，反腐将导入常态化轨道。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官员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的要求，整体的从政环境会进一步趋严。
治官力度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治民的力度会减弱，相反，后者会继续强化。因为在中共高层看来，有可能动摇统治的，不会来自官员的腐败，而是来自民众对民主和维权的需求和行动。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进一步上升，政府的管治水平无法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需求，这会造成民众采取一些过激的维权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
为消除这种威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制上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以来，一些门户和商业网站的思想和评论类栏目被取消，视频节目受到严格控制，自采栏目下架。尤其是网络管理部门近期出台的针对互联网群组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的“谁建群谁负责”规定，及对一些违反规定的群主的拘捕，将会直接抑制自媒体的言论空间和自由。
所以，在未来五年，大众要做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寒冬”的准备。
第三个趋势判断：相比现在，经济发展会提到一个重要位置，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程度推进。
相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酷，对经济的管制可能会比这五年放松，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经济增长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的角度讲，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需要。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共对人民的许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因为现在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基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百姓福利的获取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但其构想最初来源于邓小平，邓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其中到本世纪初，实现翻两番，在这一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的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因为第二个“一百年”的实现，对习来说有点遥远，但第一个“一百年”，按照中共的规划，是在2020年也即习的第二任期内实现，届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就会把这归功于习的领导。这当然不是说习顺手摘桃，但确实给了习一个宣传自己历史功绩的机会。所以，习把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自己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挂起钩来，赋予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含义，是“中国梦”的主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也就实现了。如此，习的功绩就足可比肩毛，超越邓。
从“7·26”讲话来看，十九大有两个主题，一是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提出一套新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二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速。衡量小康社会有许多指标，但经济是基础和关键，2015年制定十三五规划（2016-2020）时，当时的预测是未来五年只要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5%，即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由于这几年中国经济处于下行状态，对于中共和习来说，就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各种可能的风险妨碍目标的达成。故此，习在未来五年会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突出位置，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经济，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出台更多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国通信巨头联通在8月混改方案的通过就预示着十九大后的国企混改很可能按照联通的思路推进。
可以想象，如果经济不放开，像社会和政治一样管死，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活力，如何确保经济增速，让人民有获得感？恐怕会引发更大的骚动。故在严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时，需要适度放开经济，把经济搞活，让民众多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也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巩固他的统治的需要。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和时政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