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军刚吃完早饭就收到了头一条即时讯息：他的朋友们正从家中和办公室里消失。这则消息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不得不接受现实：时不时地遭遇一阵打压，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风险。他还逐渐熟悉了中国为了管控异见者而经常采取的施压和胁迫手段：让他们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遭受警方的骚扰。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军知道，严重得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现在意识到，前一天那令人不安的事件，其实只不过是前奏。那天早上，他刚睁开眼，就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知名人权律师王宇那里传来。去机场送丈夫和儿子坐上一趟红眼航班后，王宇返回自己的公寓，发现家里断电、断网。凌晨时分，她群发了一条狂乱的讯息，描绘了几个男人试图闯进她家的情形。王宇随后就联系不上了。那天，梁小军和他在维权界的同仁联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迅速释放王宇，不要伤害她。但他告诉我，“我们对此没有想太多。这种事时常发生。我们担心的是她，而不是我们自己。”
第二天早上，请愿书公布到了网上，梁小军的手机被新一波恐慌的消息淹没。逮捕从早上7点半左右开始，三名男子在北京边缘地带的一家酒店抓住一名著名律师，往他头上扣了一个黑色的厚头罩，押着他匆忙走过大堂。与此同时，警察对中国人权界的法律枢纽锋锐律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工作人员匆忙地在即时通讯应用上散布了这个消息。在警察冲进大楼之后，他们突然失联。
梁小军依然去上班，努力假装这是寻常的一天，尽管令人绝望的消息继续在中国散布开来。其中一条写道，“赶紧逃。”到下午晚些时候，近60名律师被拘留或失联。关于被突查的律所、被带上手铐和头罩的朋友和同事的消息在网上散布开来。梁小军独自坐在北京西部自己不大的办公室里，看着手机不停传来灰暗的新消息。他的同行们在一个个消失。
几乎密不透风的通讯管制加重了身陷重围的感觉。就在那天早上抓捕开始时，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中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也断线了。它的服务一整天都没有恢复，那是因为该公司的服务器遭到了持续的网络攻击。该公司表示，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不过袭击来自“东亚”。
梁小军不想吓到妻子，晚上回家后才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开始做准备。他洗了个澡，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拥抱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大约晚上10点，他的手机响了。是警察打来的，命令他立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告诉妻子和儿子，我很快就回来，只是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但他心底里知道实情：他们终于来抓他了。
对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在197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刑事司法系统：共产党组织了苏联式的警察和人民法庭，处理相对无足轻重的犯罪行为和地方纠纷，不过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甚至连名义上的法律体系根基宪法也只能算是不甚成熟，这还是从好的一面看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取缔“剥削制度”。几乎不停歇的党内清洗、革命运动和政治动员在最好的情况下让法律变得无足轻重，在糟糕的情况下法律则成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的工具。
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毛泽东此前在他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中清洗和摧毁了新生的律师界。法律专业和刑事司法系统从零建起，但自打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中国社会和法律问题的教授刘思达说，按照设想，这些新法院并不独立于当权者，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辩护律师常常像罪犯一样被对待，还会因为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而被骚扰和监禁。来自中国律师协会的信息显示，1997至2011年间，在中国至少有143名律师因为代理刑事案件而被逮捕、拘留或殴打。遭受惩罚的威胁——或者在一家对政府很友好的律所做一份舒服差事的诱惑——促使许多律师根本就不接刑事案件，或者只是去迎合当局随便什么想法。
到2000年代初，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获得美国的首肯，而当时，美国正就中国国内的政策向其施压。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开始进入法律界，科班出身的他们“会读到关于宪政、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艾华(Eva Pils)说。“那时候的学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真的和对中国宪法的研究一样多，他们竭力思考让宪法发挥效力的方法——想要给它注入生机与活力。”法律界内部的讨论浮出水面：在法律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从业的律师是否应该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面对自身权利和保障慢慢被绞杀的情况，一些律师得出结论，在一个不公正的系统里，只有诉诸法外途径——公开信、微博、抗议、公共宣传活动——真正的法律原则才能得到遵守。
梁小军成名之际，也是这一更新、更激进的“维权律师”运动找到独特的发声方式之时。起初，这是一个不太注重协调配合的非正式网络；其成长靠的是推介、口碑和人脉。该网络在2000年代初不足20人的核心群体基础上迅速扩张：到2015年，已有数以百计的律师从事人权法方面的工作，或加入在线社会团体。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截至2017年1月，中国共有30万名律师——但人权律师充满热诚、大胆敢言，也不惮以前辈们不敢采取的方式向政府发起挑战。
该运动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胜利。人权律师帮助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媒体对毒牛奶、被污染的疫苗、非法征地、警察暴行等丑闻的关注。不过务实从来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在新一代律师看来，捍卫人权是“对被侵权者，以及人类社会乃至他们自己的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艾华2006年在一本法律期刊上写道。妥协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在这个很多政治和社会议题都属禁忌，就连某些种类的思想都被禁止的国度里，人权律师的崛起是一种不稳固但却给人以希望的进展。“大家内心生发出一种使命感，”艾华说。“说起来可能很老套，但的确存有一种变得强大和自主之感。”那是“活在真理中”的诱惑，艾华说。
但成功最终招致了打压。人权律师在法庭内外的活动“让当权者对他们倍感厌恶”，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所长孔杰荣(Jerome Cohen)说。2013年8月，一份党内备忘录在网上被泄露。备忘录列出了“七不讲”，其中包括西方宪政，及其组成部分：“司法独立”、“普世价值”、“公民权利”。其所涉及的都是共产党寻求遏制的东西。
与此同时，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对“法治”予以新的重视。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期间，领导层专题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关于司法改革的雄心勃勃的公报。参会者宣布，“要坚持依宪执政”——中国的宪法是一份不断被修正和修改的文件，受其最新版本保障的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人权”在2004年首次入宪。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法官、外交官和官僚们纷纷高喊同样慷慨激昂的口号。在几乎每一个政府活动领域，“法治”都被大谈特谈。但在实践中，“法治”其实等同于“党治”。
中国政府措辞上的转变，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校准与该国的关系及其关于人权的概念之时。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淡化了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他寻求针对贸易、气候变化、朝鲜等议题，把中国培养成美国的伙伴。奥巴马声称他与习近平会晤时“坦率”地讨论了两国在人权方面的观点分歧，但他不愿意就政治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被拘事宜向北京方面施压。对于同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亲民主宣言而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收监的刘晓波的命运，奥巴马基本没在公开发言中提到过。（本月早些时候，处于政府监护之下的刘晓波因肝癌并发症逝世。）这种路线的转变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及上任后得到了明确的彰显：现今，中国太重要，也太富有，我们不能冒因为人权问题而惹怒它的风险。特朗普提及习近平时曾说：“我相信他非常尽力。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动乱和死亡。他不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他是好人，是个很好的人。”
过去五年让中国的律师，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法治工作的律师，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身在多伦多的刘思达教授，把这种差异称为“双态模式”。“他们用一个体系处理普通的法律案件，用另一个严酷得多的体系处理敏感案件，”刘思达告诉我。“他们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项之间划了一条线。”如果你越过那条线，“他们会不择手段。”
最初促使梁小军做这一行的是境遇而非信念。作为一个解放军军官和图书馆管理者的儿子，梁小军从小生活在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党的命令被奉为圭臬。他稀里糊涂地开始从事商业法业务，但工作让他很痛苦。“那不是我想要的，”他说。“我感觉作为一名律师，有时候你必须说一些违心的话。”他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当时他给一个来自新疆的人做了辩护，那是中国西部一个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局势较为动荡的自治区。他的客户被控从事“分裂”活动，最后还被指控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而事实上，梁小军相信那个人是因为皈依基督教而被关押的。案子一开始是由梁的一个朋友接手，但警察拒绝让他见自己的客户；这位朋友无奈之下请梁小军帮忙。“我说，‘好的，我可以’，”梁对我说。
去年二月底第一次见到梁小军时，我追问他的这个决定。后来我们知道，那宗案子是他走上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危险之路的第一步。为什么他会接手？我们坐在他那间装潢简单的小办公室里喝着茶，在我说话时，他歪着脑袋，显得很困惑。“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他对我说。“人民的权利在被践踏。他们反复被酷刑折磨。他们被弄得妻离子散。这些我不能视而不见。”
他在2009年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始接受更多人权案件。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份危险的工作——“无知者无畏，”他对我说——直到三个月后司法部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接受了这份工作的风险。此后几年，梁小军扩大了工作范围，将异见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上访者以及其他在中国各地被迫害的群体也包括进来。只要找到他的案子，他基本上都不会拒绝，很快他就成为这场新兴的运动中的一个沉默而坚定的成员，接手一些在他以前看来不可能或不能碰的官司。
然后就是2015年7月9日——也就是常说的“709”，几十年来中国律师遭到的最大规模的打压行动。中国人权观察人士估计，那个秋天全国共计有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成为目标，其中27人被禁止离境，255人被暂时拘禁或强制审讯，28人遭政府羁押。这不只是对人权律师，也是对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与社会行动主义的一次打击。“人权律师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2014年离开中国的人权律师滕彪说。如今他是美国-亚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的访问研究员。“每次有博主或教会领袖或记者被抓，总有勇敢的律师会去做他们的代理人。”人权律师不只为中国异见者仗义执言，往往还是维系他们的纽带。709大抓捕本意是一次性压制其中许多人的声音。“杀一儆百，”刘思达对我说。
许多涉709大抓捕的律师和活动人士可能面临着无期徒刑。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实际上等于失踪了，中国刑法的规定允许警方“在指定的居所”对嫌疑人实施“监视居住”，不得与外界接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终止这种制度。在大抓捕后，梁小军——他本人未被逮捕——尽量低调行事。这既是自我保护，也是性情使然：现年45岁的梁小军有一张显稚嫩的脸庞，眼神柔和，留着灰白的短发，是个平静而不露锋芒的人，既不是天生的倡导者，也不是热血斗士。“他不是那种会站在高台上宣讲的人，”一位朋友跟我说。
然而，如今是律师们自己需要有人为其辩护了。在709之后，这一群体里剩下的一些人或转向地下，或停止了工作。梁小军自己则只敢用化名发表有关案件的文章。在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他的妻子曾要求他不要再接人权案，2011年几乎被捕后，她再次提出这个要求。
大抓捕过去七个月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我看到他的电话响起，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是通过一个加密通讯应用发来的。“梁老师你好，”消息中说。“我是谢燕益的妻子。几天前您到我家来过。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无需多做解释。谢燕益是他的好友，也是在律师同行中很受尊敬的一位：无畏、自信、寸步不让，他会接其他人不愿接的官司，起诉掌握强权的政府部门，并在媒体上公开发声。警方在大抓捕行动开始后很快找上门来，此后他一直被羁押。他的妻子原姗姗原来聘请的律师因为不堪政府的压力，不再受理此案。
“您能推荐其他律师吗？”原姗姗问道。“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您能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