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贵对中共党国高层黑幕的重磅爆料，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和重大震动，同时也在全球华人中间引发分歧和争论。因为“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整个事态还是现在进行时，做出全面评估为时尚早。在我看来，郭文贵爆料有三个层面，也就是个人层面、宫廷权斗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从相应的三个视角来审视这三个层面，会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来龙去脉及发展态势。
首先是个人层面
郭文贵爆料，可谓做始也简、将毕也巨。2017年1月26日，他借助明镜媒体平台初露锋芒，将爆料动机和目标确定为“保命、保钱、报仇”。其时，他被官家追捕、被迫亡命江湖异邦已逾两载。本来，他希望依赖其广泛人脉及多年来掌握诸多高官的把柄，与中共当局暗地谈判，要求免去所定之罪、释放被囚禁之亲属员工、部分归还所查封之资产，以达到息事宁人、保命保财的目的。但是，旷日持久的谈判忠告失败，而且他还发现官家的目标是要将其引渡归案或杀人灭口。走投无路的郭文贵认识到只能置诸死地而后生，终于横下心来绝地反击、与官家公开叫板，除了保命、保财之外，并要求惩办傅正华等贪赃枉法、假公济私、滥施酷刑等中纪委、公安部官员。
从公民维权视角来观察郭文贵这一“保命、保钱、报仇”层面的爆料与抗争，可以看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裂变、公民维权扩展到了顶级富豪阶层。1989年，中共通过六四大屠杀和随后对开明人士的大清洗躲过一劫。1992年，邓小平审时度势将中国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邓小平中断了走向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维持党国极权体制的前提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结果迅速形成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恶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党国资本主义或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不乏效率，但这种效率建立于牺牲公平正义、牺牲公众权益、牺牲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迫使各种权益受到侵害的亿万民众起而维权。
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从2003年的孙志刚案算起，也已有十四个年头。这一运动以各类冤民为主角、以维权律师的法庭抗辩为枢纽，试图利用中国现行法律保护公民权益的条文、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里昭雪冤屈、伸张正义。由于司法不公是中国现行制度的顽疾之一，冤民们很少能够胜诉，因而他们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往往还诉诸网络，在互联网上同气相求、守望相助，借助舆论法庭和道德法庭支援法庭上的抗辩。还有很多冤民在遭遇司法不公之后，转向几乎只是摆设、甚至是陷阱的信访制度，加入充满辛酸、饱受凌辱的访民队伍。中国的富商阶层惯于依附官府、一切以金钱开路，鲜有挺身而出、公开抗争、冒险维权。甚至在被迫流亡海外之后，依旧停留于托关系私下沟通，像郭文贵这样公开维权与抗争，仍然只是凤毛麟角。
其次是宫廷权斗层面
郭文贵爆料所传送的派系之争和宫廷权斗信息，是坊间热议的话题。郭文贵在中国经济大潮中从社会底层跻身亿万富豪队伍，靠的当然不只是他的天赋、努力和运气。在党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之下，离开依靠政商结合来整合资源这一成功秘诀，根本不可能成为豪富巨贾。郭文贵的致富之路，当然曾经仰赖官府里的靠山，比如官拜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和国家安全部常务副部长马建。而马建他们也有更加位高权重的靠山。于是，坊间有人顺着这一线索，猜测郭文贵的“老领导”中最得力的是前朝权臣、素有足智多谋之美誉的曾庆红，并进而将郭文贵爆料归结为江、曾派系的背后运作。
这类猜测自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捕风捉影或言过其实之嫌。“派系”本来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因而权力竞争中常常有派系的身影。其中那些有品位、上档次的派系之争，不只是公开的争权夺利，还包括严肃的理念之争和国策之争。中共党国不允许正式的派系存在，但以前也曾有非正式的派系之分。当今中共党国官场已经平庸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党国中人多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不要说严肃的理念与国策之争，也不要说两肋插刀赴汤蹈火的哥们义气，起码的派系忠诚几乎荡然无存。世人津津乐道的“团派”、“上海帮”等等，实际上子虚乌有。这也是为什么本来根系甚浅的习近平登上大位之后，献媚邀宠者如过江之鲫，落难遭殃者无人挺身相助，使得习近平五年来能够各个击破、所向无敌，在集权之路上一路高歌。
当然，缺少荣辱与共的派系，并不妨碍以个人势力为中心的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特别是在角逐权力的时候。郭文贵爆料是否代表某一派系，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高调爆料的背景是十九大中共人事重新大洗牌、习近平及其追随者正在布局赢家通吃、一统江湖。受威胁、受排挤的各路神仙当然会趁机发力、在十九大会前博弈中放手一搏。特别是在习近平发起的反腐攻势中受挫失势的各方诸侯，为避免十九大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局，不得不珍视十九大这一最后机会。
这样一来，郭文贵爆料聚焦王岐山，意义非同小可。“习王联盟”是中共党国宫廷政治的一个怪胎。从“胡赵体制”到“江朱体制”再到“胡温体制”，一直是总书记和总理搭档柄政。这一届政府登基之初，也曾有“习李体制”的呼声，但很快就被“习王联盟”所取代。本来在政治局常委中忝陪尾座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跃居第二把交椅，总理李克强则被挤到角落边缘。“习王联盟”的主要功业，便是以党驭法、“铁腕治国”。一方面实行严刑峻法，横扫体制外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公民社会及网络媒体；一方面选择性反腐，整肃清洗体制内异己人马及寒门官员。
在习王挥舞反腐大棒使各级官员噤若寒蝉之时，习近平成功实现了党政军大权独揽。他摧毁“集体领导”的最初机制是“小组治国”，绕过政治局从事重大决策。中经2015年1月建立起总书记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五大国家机构的党组汇报工作机制，规定政治局其他常委向习近平汇报工作并接受指导，类似于君臣关系。最后是2016年1月公开推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提法，并在几经波折之后由2016年10月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定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也就是一言九鼎的最后“拍板权”。
王岐山的地位则有点悬。按照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年龄规矩，现年已经六十九岁的王岐山在今年年底的十九大上必须退位。但是，从目前所造的舆论及习、王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信息，已有破掉年龄规矩、让王岐山跨越十九大继续留任的特别安排。郭文贵爆出猛料，指出王岐山及其亲属操控海南航空公司侵吞上万亿国家资产并在海外拥有上百套豪宅、王岐山本人私通情妇并有私生子女、王岐山妻子拥有美国身份。而且，王岐山因为怀疑郭文贵手中握有他的犯罪证据及丑闻证据，为了掩盖罪证而下令查封郭文贵的公司、拘捕其员工及郭文贵全家，以达到灭口销赃的目的。按照这些爆料，王岐山不仅是一位像明朝东厂厂公那样的酷吏，而且贪官们那些以权谋私、弄虚作假、贪赃枉法、生活糜烂等罪状样样俱全。郭文贵爆料还有一项爆炸性内容是习近平与王岐山已经失和，习近平暗里下令收集王岐山的罪证。这样的爆料，剥去王岐山铁面无私、一身正气的面具，还揭示习、王存在尖锐矛盾，当然给庙堂里所有不满“习王联盟”、憎恨王岐山的各路人马提供充分依据阻止王岐山超龄连任、搅动习王的十九大人事布局。中国高层权斗夜游微弱科能以郭文贵爆料为契机上升到理念国策的档次和品位，扩展到体制变革层面。
习近平进退维谷。一方面，如果安排王岐山超龄连任、“带病”霸位，不仅坐实郭文贵“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指控，使反贪运动在道德上破产、使反腐国策彻底失去正当性，而且也使辞退其他超龄政治局常委完全失去理据。另一方面，如果顺水推舟，按照原来的年龄规矩让王岐山离职，固然可以平息风波、顺利地将十九大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习近平 将“习王联盟” 视为时下能够威震天下、控制大局的定海神针，担心放弃“习王联盟”有使他成为孤家寡人、陷入十面埋伏之虞。而且，此时弃王还会使习近平更为重大的权谋韬略毁于一旦。由王岐山在十九大突破年龄规矩而连任，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突破两届任期规矩的关键一环。这一玄机被破，习近平超期连任的计划便有落空之忧。至于坊间流传的“功高震主”一说，更不足以动摇“习王联盟”。王岐山是否像郭文贵所说的那样有“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世人不得而知。但王岐山远离军权，并不足以对习近平构成威胁。据说王岐山一再私下表白他与习近平是君臣关系，而且重大反腐决策一定请示习近平而不是自作主张。由是观之，除非众元老及其他政治局常委联手逼宫使他无法招架，习近平会凭他入承大宝以来一贯的蛮横孤注一掷，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继续维护“习王联盟”。
第三是社会政治层面
郭文贵在5月9日的直播视频中提出“郭七条”，“反对以黑治国，反对以警治国，反对以贪反贪，反对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后来，他又扬言要建立“推特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他不但肆无忌惮地揭露党国黑幕，而且还有纲领、有组织，显然已经客观上站到了党国对立面，使他的爆料越出个人恩怨的范畴而上升到社会政治层面。
其实，郭文贵爆料之所以能够迅速造成网络轰动和全球围观，使他从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一跃成为全球网红，并被广大网民追捧为推墙英雄，除了因为他是曾经长期为国家安全部服务的神秘富豪、与中共政权金字塔的顶层有直接交往、手握中共高层贪腐内幕的猛料，更重要的是人心思变、渴望破局。“郭文贵现象”体现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新动向。
习近平登基五年以来，非但没有顺应世道人心、为中国的宪政转型添砖加瓦，反而倒行逆施，对内重兴个人崇拜的歪风、重新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面摧残公民社会、力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使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对外一味推行民族主义强硬外交和浪费国家财产到处大撒币的面子外交，并进一步强化违反普世价值的大外宣，全面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郭文贵能够一呼百应，表明规模庞大的的人群已经对现行体制忍无可忍。这个庞大人群除了早就被党国当局视为“新黑五类”的“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和弱势群体”，还包括在经济不断下行中利益受损而且对暗淡前景深感忧虑的中产阶层、曾经为反腐喝彩但因继续受官府侵害欺压而陷入失望的底层民众、因网络控制越来越严言论空间越收越紧而义愤填膺的广大网民和知识界，以及在选择性反腐中深受其害、人人自危的寒门官员。
不过，“郭七条”是自身相互矛盾的纲领。 因为“以贪反贪”和“以黑反贪”，正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真实写照；“以黑治国”和“以警治国”，也正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郭文贵揭橥“反对以黑治国、反对以警治国、反对以贪反贪、反对以黑反贪”的大旗，向中纪委、政法委和公安部主导反贪的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等“盗国贼”们宣战，揭露反腐运动的主导者们比那些受到整肃的官员更腐更黑，揭露“盗国贼”们在反腐运动中广泛滥施酷刑，践踏人权、违反法治。“郭七条”的前四条以及他的爆料举措，实际上已经彻底否定了习近平当作最大政绩的反腐运动。
然而，“郭七条”的最后一条是“不反习主席”。而且，郭文贵一再吹捧习近平是“千年不遇”的圣人和政治家，表示他坚信习近平会满足他的诉求并落实法治。从几年来习近平撇开国家司法系统及正当的司法程序，依靠党的纪委运用双规和电视认罪等违法机制来反腐，再加上对维权律师的野蛮打压、对公民社会的残酷摧残、对言论的严厉封杀，郭文贵能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所谓的“依法治国”是专制暴政，与以法律至上、人权至上、程序公正三大原则为内容的法治背道而驰。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法治，就必须通过宪政转型结束一党专政。郭文贵智商情商如此之高，难道意识不到“郭七条”的内在矛盾？郭文贵本是体制中人，他跑到美国爆料揭露党国黑幕、冒着巨大风险到体制外寻求公平正义，本身就表明他已不再相信在体制内能够得到公平正义。他怎么还能指望习近平清除“盗国賊”、在体制内还他以公道？
郭文贵这样公然自相矛盾，应是别有隐情。郭文贵不公开反习，似乎可作两种解读。其一，他急迫需要习近平解除党国对他的追杀以及强加给他的罪名，解救他那些被违法超期羁押、遭受刑讯逼供的亲属和员工。为达到这些目的，给习近平戴多高的帽都在所不惜。实际上他给习近平戴高帽的招数至少已部分奏效。习近平为了维护他的国际形象、展示他的依法治国，已经一再向郭文贵作出让步，尽管习近平没有惩罚王岐山这样必要的同盟和傅政华这样得力的打手。其二，郭文贵认为向习近平公开宣战的时机未到。他担心一旦他与习近平摊牌而彻底关闭谈判大门，他那些被羁押的亲属和员工必定会被加重处罚，他那些被查封的资产也会被一笔勾销。他还担心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习近平顶礼膜拜的同胞仍大有人在，过早举旗反习疏离这一人群是不智之举。郭文贵甚至有可能认同这一人群。
郭文贵的上述隐情不难理解，而他最明显的失策是防卫过当而与一些自由民主人士交恶，引起的争议也最多。郭文贵或许以为，他在与“盗国贼”们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不能容忍任何人士对他的批评。而且，他与民间推墙人士及宪政学者接触不多、了解不深，难免会忙中出错。例如，章立凡只不过是阅读疏忽、带着书斋气冒失要求纠正某一相片张冠李戴的失误，却被郭文贵当成恶意挑刺。博讯在没有机会了解实情的时候依媒体中立、兼容并包的原则刊载一些对郭文贵的负面报道，却被郭文贵当成恶毒攻击。章立凡在形格势禁之下的一些言说姿态或有曲笔之嫌，博讯与客户之间商业往来的一些方式或有可议之处，但是，郭文贵将章立凡、韦石等人贬为王岐山、胡舒立的同党，则肯定是误解误判。因为来路不同、方位各异，追求中国宪政法治的人士未必都能结成志同道合的团队，但是，尽力求同存异、避免互相抵消，当是最低要求和可行之道。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