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英国出版过一本文学二人传记，传主是二十世纪的两个作家。一个是伊夫林·沃，《故地重游》的作者；另一个是埃里克·布莱尔。由于后者的笔名乔治·奥威尔影响太大，以致埋没了真名，就像在中国，很多人知道鲁迅而不知道周树人。那本书告诉我们，两个英国文人彼此相左政治立场和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从小欺负人的容易变成保守派，反之多为自由派。
近日又有一个美国作者，再次把奥威尔纳入到一个二人框架。只是这一次与之做对比的，不再是他的文学同行，而是温斯顿·邱吉尔这个政治人物。《邱吉尔与奥威尔，为自由而战》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里克斯从事战略咨询，也是《外界政策》杂志的撰稿人。此外他也为不少主流媒体做过军事报道。他曾试图调和两种对立的思想传统，认为战争即是政治的延伸，同时也是战略战术规划的结果。
这样的职业背景决定他从政治角度考察两个人物——显然他更熟悉前者，而不是后者——因此将更多权重放在奥威尔的思想倾向，而不是文学成就。本书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两名传主之间的比对。两个人物素昧平生，从没有过任何交集，一个是位高权重的望族后裔，另一个是殖民地背景的屌丝文人，年龄也有将近三旬的落差。如果他们之间也有可供分享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不是自己父亲的宠儿，也都没进过大学，但都是作家，而且都曾处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上世纪的三十年代。
最后，邱吉尔和奥威尔都是自由死士。但在集权主义席卷欧洲之际，他们都遭到了冷遇。奥威尔是个勉强能靠写作混饭的小说家，后来只身前往西班牙，参加共和派反对佛朗哥的战斗。他在前线被敌方狙击手击中颈部，几乎丧命。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的人，他还经历过苏联势力对托派左翼的残酷清洗。这些很多读者都已经熟悉。相对陌生的部分，或许是大萧条时期邱吉尔，也曾陷入财务困境，加上仕途受挫，只好前往美国，准备靠收费讲演平衡收支，结果在纽约遇到车祸。如果这俩人死在当场，不知道后来的历史十分会有不同。
对于自由世界，那是历史上最坏的年景。经济大萧条，随之而来的市场失灵和社会危机，为各种国家主义集权思想提供了扩张空间。反观强化政府干预的国家，却往往取得令人刮目的发展。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象征政治光谱左右两极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馆高大壮观，不远处的英美展馆则矮小寒酸，在新建成的夏悠宫前两相比照，强弱立判。当时不少流亡西方的前俄知识分子，纷纷谋求回国，不少人还因此送命，而英国也刚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以绥靖换取一厢情愿的和平。
当时，西方肉食者把法西斯政权当作生意对象违心容忍，他们的子弟则把斯大林式政治，当作人类解放之路。邱吉尔关于纳粹崛起和苏联威胁的警告，面对现实政治的权宜之计，彻底沦为无人理睬的卡珊德拉预言。奥威尔更是人微言轻。比起菲尔比、伯吉斯，这些效力克格勃的特权子弟，一个中产出身的小记者，根本没资格当什么左翼叛逆。阶级固化是古老社会的顽疾，也更多引发言不及义的政治游戏。二次大战是邱吉尔一生的辉煌一幕。作为精英政治传统的受益者，他对现代民主的缺陷不乏洞见，但他理解，中下阶级的牺牲贡献，才是英国赢得大战的关键，因而他们有权接管国家。
当时的奥威尔，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做战时宣传。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对他谈不上友好。为了怕得罪苏联，一家接一家的出版社，拒绝了他的《动物农庄》。其中一封退稿信，就出自主管费伯·费伯书局的文豪艾略特之手。至于《一九八四》，更要等到他去世前夕。他发明了“老大哥”这样的词汇，历史也证明他的先见之明。可这又如何？是，他说的对。可他一点都不酷，更谈不上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