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给“老领导”们喂了定心丸》已经介绍了在讨论谁最适合成为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的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习近平在福建的顶头上司贾庆林是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王兆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贺国强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他们当时肯定都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王兆国，是出自福建的中共一级和二级党国领导人中，唯一一个由原来的习近平上级变成了习近平下级的人。
习近平登基之后，中共官媒曾经翻出一篇习近平在2000年被一家官办杂志采访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了习近平说他出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得到了时任省长王兆国的大力支持。 王兆国当年被贬至福建省长满打满算不足三年时间即回调北京，2001年出任副国级的政协副主席，2002年在胡耀邦升任总书记的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
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跳升政治局常委，王兆国继任政治局委员。接下来的“党内分工”中，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备胎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扮演副总书记角色，而王兆国虽然不是书记处书记，但他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全国人大的第一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直接上级就是政治局常委内分管党务的习近平。
2012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的王兆国同时退位，继而于次年三月完成了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任期，“告老还乡”！
相比于习近平在福建的另外两位“老领导”，王兆国退休之后可谓只“深居”，不“简出”，但外界媒体并没有因为他个人的低调而把他和退休之后仍然高调的贾庆林区别对待。最突出的当然是《纽约时报》把他和贾庆林以及习近平的家族绑在一起穷追勐打。
该报的《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的调查报告说：在中国，即使是最成功的商人，也仍然需要与党达成某种合作。调查揭示了在中国经济的顶峰，商业和权力鲜为人知地交汇在一起。在那里，共产党领导人的一时兴起，就能左右市场竞争的格局。
该文中说：王健林表示，他之所以能发迹，是因为向雄心勃勃的党内官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王健林与政府的关系当中，有一个方面他从未在采访中提及，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对他成功故事的叙述中，这方面也从没有得到报道：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在万达集团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
通过仔细查阅公司向政府机关提交的文件，纽约时报发现在2007年至2011年之间，有过数宗这样的投资。那时万达还未上市，极少向外界出售股份。早期获得机会买到该公司股份的人当中，有一位是齐桥桥。她是一位活跃的投资者，也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2013年10月，她已经将持有的万达股份出售或转让给了一位长期的商业伙伴。）
通过查阅文件记录和采访家庭成员和商业伙伴，时报得知其他的早期投资者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一个商业伙伴，以及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和王兆国的亲属。
2007年7月时，王健林的资产尚未达到10亿美元，在中国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他或他的公司。在追踪中国富豪净值的胡润百富榜上，王健林排名第148位。
然而，公司记录显示，那个月末，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公司——铭豪控股——获得了王健林名下的旗舰公司万达集团的2.5%的股份，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当时除了铭豪控股之外，万达集团只有一家外部股东，那是王健林的友人在大连经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这些记录显示，接着，两个月之后，另一家在北京新成立的公司——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获得了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1.53%的股份，成为万达的第五个股东。王健林是通过持有大连合兴投资的股份来持有他在万达集团的股份的。
这些文件没有显示为何这两家北京的公司会被邀请成为王健林生意的早期投资者。但这两家公司的记录指向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成员的亲属。这两名政治局委员是多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在中共领导层中排名第四的贾庆林，以及曾经带头支持一项保护私有财产的标志性法律的全国人大高级官员王兆国。
这些记录显示，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是第一家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公司后来把万达股权转让给了王兆国的外甥女杨欣 。
记录中显示，第二家公司的所有者名叫潘永斌，63岁，他的公司地址、员工和电话号码与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在北京经营的一家投资公司相同。潘永斌还是李伯潭拥有的多家公司的董事，包括其名下的主要的投资公司。2010年12月，贾庆林女婿的投资公司收购了万达旗下连锁影城价值900万美元的股份。日后，这些股份已经升值到1.31亿美元。
随着万达在此后几年的繁荣发展，这些早期投资的价值飙升。根据万达提交给政府的文件，王兆国之子控制的公司用不到50万美元购买了万达的股份， 不过该公司自己的记录中没有显示这笔交易。这些文件中关于第二家公司的信息更加全面，显示那家公司为万达的股权支付了约20万美元。这两笔股权目前的价值已分别超过6.4亿美元和2.5亿美元。
这两名政治局委员都没有权力直接为万达购买的土地设定价格，也无权直接批准向万达出售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但两人所管辖的中共机构帮助王健林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认知度。
2008年3月，贾庆林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同时，王健林成了全国政协的三位大陆亿万富豪委员之一， 2007年6月，王健林还被一个中共管控的行业协会评为杰出企业家，此后四年，他又四次获得由王兆国领导或与他有关的组织所颁发的奖项。
目前尚不知道齐桥桥和丈夫为何会得到投资万达的机会。2009年时，她已经是一名财力雄厚的投资者，在全国各地都有商业往来。齐桥桥和邓家贵没有答复时报的置评请求。但是二人在万达持有的股份2013年10月8日转让给了一个长期商业伙伴，当时他们股份的估值达2.4亿美元，2009年二人买入时的价格只是2860万美元。
如上调查报道显示，正是在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同时继任政治局常委，而王兆国则是继任政治局委员及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及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王健林的公司在上述三人的家族成员都已经买入股份的前提下迅速发展壮大，“股票价值飙升”。
习近平担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五年，正是王健林从商场上的”无名小辈“跃升”中国首富”的五年，到习近平接任党国元首，掀起“反腐救党”运动时，习近平家族成员和王兆国的后辈“见好就收”，把手中贱买的， 市值在五年时间里竟能翻升数百倍的王健林公司股份迅速脱手。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其“打老虎”的范围有所谓“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界定。而习近平、贾庆林和王兆国家族都是在数年之内狂赚数百倍即赶在十八大前后脱手，足以说明习近平在掀起“打虎运动”之间即已经及时通知了自己的家族和他的“老领导们”的家族“见好就收”！至于为什么全有习近平被选定为总书记接班人跃升政治局常委的十七大前夜，王健林会同时拉拢习近平姐姐和习近平在福建的“老领导”贾庆林及王兆国的子女加盟的故事发生，除了王健林本人，习近平、贾庆林和王兆国无疑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