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老人坐着轮椅，杜老同鲍老是拄着拐杖，他们都在家人的搀扶下到达祝寿现场。这三位老人都带病在身，但心态却显得非常健康。客观上他们已经退出实际的政治舞台，他们的理性、理念和理想的延续，不应该成为现实人们的任何忌讳对象。更何况，他们所表达的思想和愿望，也正是这个悠久的国家和民族所亟待获得的美好目标。
2017年4月10日，北京的同仁为政治家、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老先生举办了101岁（虚岁）的生日庆祝宴。更为值得庆幸的是，三位中共历史上身份特殊、贡献特殊、经历特殊的老人同时出现——除寿星之外，还有94岁高龄的杜导正和84岁高龄的鲍彤两位老先生。应史学者施滨海先生的组织和邀请，我和北京知识界的十几位朋友参加了这个生日聚会。
为这个特殊的日子，三位老人似乎也甚为欣慰。特别是寿星李老，除了两位曾经同舟共济的老同志，知识界的朋友们以及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儿子也前来为他祝寿。为此，李老说“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样能够聚会！”我想，今日老人一定感慨万千。中国的改革开放已30多年过去，社会转型事业依然任重道远，还需要更多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而未来如何，自己也将无从知晓。
“究竟中国向哪里去，这个问题终究可以解决。”李锐先生说，“这三四十年，自己思考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第二个问题，主义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共产党怎么回事？我想大家都想搞清楚，否则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聚会。”他“相信在座的都是了解国家和党的人，可以看见政府能（最终）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人们可从此看出，以李锐为代表的这些老知识分子对自身信仰的坚贞。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的认可。他们期待这个党能尽早摆脱种种腐败的现实，挽狂澜于既倒；走出自身历史局限造成的阴霾，使社会政治实现一个面向良序的现代转型。
一个又一个皇帝
自邓小平启政后的改革开放几十年，眼界开阔与思想解放，已使人们获得了超越地理历史、民族传统和文化形态的立体认知。特别是党内党外的知识分子有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能力，而对“国家是什么”、“自己是谁”这些问题也开始了新的思考。
宴席上，李锐老先生对大家简单回忆：大学肄业，那时武汉还没有党，我就自己建了个党，随后就去北京找组织去了。“为什么要去找共产党？因为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反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把东北搞丢了，华北也搞丢了，他杀共产党”。为此，李锐走上了一条反政府、求民主、寻正义的不归路。他还强调自己认定和追求的“科学与民主”是当时中国惟一的出路。他们那一代许多知识青年都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想对了做错了或歪打正着的事情也是不时在发生。众所周知，李锐先生所追随的党建立政权后的一系列个人或组织的错误，说明人类在克服历史问题、解决现实矛盾和建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局限性。而一种失当并且失控的权力也足以产生巨大的左右观念、决定方向的作用。尤其当事关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利益遇上如此的权力，其命运无疑会与悲剧交织。为此，李老在他的101岁生日之时，深深感叹自己想不到“中国的传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来一个皇帝”。
对李锐来说，一次“庐山会议”，便形成了他个人对某种神圣意识的怀疑。1959年的庐山，原本是要对“大跃进”运动进行纠错，结果彭德怀的一封致毛泽东的言辞激烈但不乏诚恳的批评信，最终引发了党内政治的一场大地震。而秉持实事求是原则、站在尊重事实立场的李锐也瞬间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从本被毛的特别重视中发生了命运的大逆转，遭遇了和中国众多右派一样的另类“革命暴风雪”，他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并且，之后又因被要求配合调查毛的秘书田家英案、在一封给周恩来的信中批评了陈伯达而被后者得知，直接从北大荒农场提取投进了北京冰冷的秦城监狱。
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坐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关于秦城，李老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原来这座监狱是关国民党战犯的，结果文革一开始就关押了几百号像他这些无辜的党内外人士。其中一半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比如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而感觉被冤枉的陆定一还常在牢房里叫喊“毛主席啊，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啊”。
文革时期祸害的当然不仅仅是一批党内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严重的后果是毁灭了整个民族原本就有待提升的、脆弱的现代精神与时代气节。在高度变态的社会运动的高压下，驱使一方的人类变成一群大魔小鬼，造成了许多本来还算优秀、具有一定文明自觉的文化人的人格也产生了分裂，并且彼此相互残害，甚至导致延续到21世纪的集体性的人的精神与信仰的全面缺失。李锐先生只是其中一位不被异化的清醒而坚强的政治正常人。
“我这一百年，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这个党，也对得起自己。”李老这样总结道。从建政不久，他就意识到执政党领袖的错误、坚持自己的从政初衷，并且即使遭遇十几年的牢狱黑暗依然信念如磐。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李锐堪称一位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
李锐对党的领袖人物的态度也几乎做到了客观公正、是非分明。前期作为毛泽东的“通信秘书”，他并没有受宠若惊进而趋炎附势，不像许多人那样在权力的场域间讨得圣心、嚣张跋扈。倒是为了捍卫真相、常理，总有逆水行舟之举。而在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李锐明辨是非、依然故我。他赞同并积极参与改革事业，非常冷静地体察整个国家变化中的政治脉象，并且做到一丝不苟、直言不讳。
不失偏颇的评价
李锐对党内的左的倾向也具有高度的警觉。他对我们提起一件或许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重大的人事决策事件：1986年底，当听说党内有人欲推荐“左王”邓力群当党的总书记时，他就给赵紫阳和邓小平写信，提出坚决不能让邓力群成为党的总书记，因为他反对改革开放。并且还附上延安抢救运动后杨尚昆对邓力群的处理意见，促使邓小平最后下决心免去邓力群一切职务，保留政治局候补。中共十三大后，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淘汰，最后只当选为中顾委的委员。为此，赵紫阳赞扬李锐为党“立了一功”。如果当时让邓力群上位成功，那么中国政治势必全面倒退、改革将无从谈起。李锐今天再谈起这事，还说要是那样后果堪忧：“中国变成朝鲜！”
清醒的民主建言必须有同样清醒的高层权力的回应与支持。否则，遇上一意孤行的决策者，必然好事化了、坏事伸张。赵紫阳能够及时接受李锐和其他部属的大量改革意见和建议，也表明了那段时期党内的民主生活，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全面破坏后正在趋向恢复。
李锐对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任中共前总书记评价极高，认为他们在位的政治作为是“救了这个党、救了这个国家”。他对我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胡、赵的深切感情，表达了他与他们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而在胡、赵生命最后的时刻，是李锐守护在他们的身边，并为他们留下有关临终前的文字。
我十分理解和尊重像李锐这样的老党员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感情，他们之间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况且，为了实现人生的梦想，他们都用尽毕生的时光与精力。虽然我并不十分关注中共高层的种种精彩或惊险。作为一个非党的并且位卑言轻的局外人、民主党派人士和作家，我更关心的是：这个执政党对天下人时时亮出的是什么牌；是否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是否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国民充满信任；是否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状态保持原则上的趋同？而我个人则是面对现实施政，对的支持，错的反对——用自己的方式。
显然，李锐先生也相当看重这个聚会的价值。作为百岁老人，他已经可以十分通透地对待世间的人与事。在他的言语中，我似乎听出了不少奥妙的启发。比如，政治和政党都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关系的是人类而非一个少数人的组织或集团。人们只有不断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才能最后厘清前进道路上的盲区和障碍。李锐老先生最后向大家表示“今天是我活下来最快乐的一天！”这句话，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略带悲伤的刺激。这似乎也无须多做说明。
改革激情未减
这天，前来贺寿的还有鲍彤先生。这位曾叱诧风云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实干派人物，因为1989年那场巨大的政治变故，使他在建功立业的事业巅峰瞬间跌入低谷，遭受了和李锐先生同样的境遇。如今他已是84岁的老人，思维还依然那么活跃和清晰。聚会的那天，老人情绪显然激动。也许是因为自己贡献特殊的参与，或许是那场关系今天中国命运走向的改革，使他成为一段重要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表达是：胡、赵之政“把人当人”，其推行的体制是具有人性温度的体制；他们力求全方位的改革，其大量推行的政策目标就是适应现代社会的进步要求，适合全体社会成员正常的生活愿望。
作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参与了几乎所有推动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社会转型的努力。或许由于传统政治色彩未尽而依然神秘，今天我们无法得知那场关系许多人命运转折的事变的真正逻辑。但生命顽强的鲍彤先生，今天还能精神闪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认为只要找到正确的思想，对重要问题明辨是非，中国还有很有希望的。记得前年他小范围的82岁生日宴席上，我曾问鲍老“党内是否还会形成一个新的改革派”，他略做停顿便说，“一定会的。任何时候党内都会出现积极的力量。”这足见老人对中共的期待没有消失。末了，鲍老还对大家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做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
《炎黄春秋》之父
这天出席的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这就是去年夏天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史杂志《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先生。杜老身体看上去比之前更加消瘦了，面容也相当憔悴。《炎黄春秋》并没有因为全体绝大多数编委的抗争、百万广大读者的期待、社会舆论的呼吁而获得解决、完璧归赵。我想，回归正常彻底无望，也有可能是导致杜老病体难以恢复的重要原因。不过，他还是支着瘦弱的身子，一次次站起来操着一嘴山西口音说话。这次聚会，杜老说了不少，却与《炎黄春秋》皆无关联，也许他已经彻底绝望。
去年我去拜访杜老时，就听他讲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那也是一路传奇。为了追求真理，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参加共产党直到取得政权的胜利。但对于如何具体建构新的国家，他也是一无所知，只有观望、跟随，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似乎是从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位置退下来后，他才开始认真思考文革之所以发生的历史缘由。他决定办一份追究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学术视角，来努力纠正党的历史上那些冤假错案以及某些还在流行的错误结论与观点。尽管其间屡屡遇“左”的阻力，但杜老依旧坚持着，维护办刊的宗旨原则，一边继续推动它在党内外及社会各界读者中更为广泛的影响。为此，他又找钱又找人，既管内容质量又要管宣传发行。整整25年可谓事无巨细、马不停蹄，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
客观上中共党内有不少像杜老这样的“革命老人”，或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都非常清醒地梳理过自己走过的道路哪一段明朗哪一段迷糊。深有意味的是，自25年前《炎黄春秋》创办以来，许多“党内老同志”都逐渐关注并聚集于这份刊物。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在辨别历史的迷雾中，再为自己曾经以青春和热血相追随的组织克服盲点和误区、探索新的历史发展空间。他们善良的愿望是澄清过去，重塑形象，积极救党。可惜这等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党主导意识形态的部门与领导人所理会。杜导正老人及其辛苦创业几十年才累积的《炎黄春秋》刊物的影响，被粗暴地、变相地肢解了。
近年来，主张民主的中国自由派，在如何推动社会转型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分裂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一股力量完全否定了执政党实现自身民主对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甚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对党内民主力量的厚望也给予了许多冷嘲热讽。这样鼓噪的结果，势必将完全葬送中国可能进入的和平转型。今天即便是存在各种社会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但并不能完全认定中共就彻底放弃了深化改革的选择。改革社会，是全体中国人的事情，都应该寻求最大的社会改革的公约数。不论探讨哪一种形式，都应该是理性的，没有人能绝对垄断社会进步的话语权。
共产党不是传说中的“洪洞县”，里面没多少好人。这自然也不合事实。中国有数千万的普通中共党员，他们作为社会公民而非全是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对公平正义、对优化制度、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均有一种自然的愿望。即便是最高权力的掌控者，和平时代也有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力求以自身参与的德政来取信于民、推动政党乃至国家与民族进步的领导人。可以这么说，未来中国，没有中共自觉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变革，要实现和平转型，不论走向民主宪政或是哪一种自由法治的社会制度，都将遥遥无期，都将十分艰难，甚至无望。中国的问题还不只是少数几个人掌权者的能量大小问题，更要紧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世界所给予的矛盾复杂性。
要相信时间。中国正在希望通过推动外交更加融入国际社会，并致力于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去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上不顾俄罗斯的立场投了赞成票。4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提到“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的确，中国没有理由不与美国建立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人类亲密关系。只有这两个东西方大国实现经济互惠、文化互补、政治互动，这个世界或许真的会走向趋利避害、相互拯救的景象。至于我们的内政，当然也应该会看到明确的改革风向标，使现代政治真实到位的举措成为常态，并与国际社会接轨。历史潮流不是一种虚在，那些应景的东西毕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中共从传统的革命党迈向现代的执政党，进而再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宪政的转型，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路程。而今天，对李锐等三位老人而言，他们既非掌权者亦非反对派。他们只是属于觉悟后的社会政治良知，或仅仅是一种变革时期的象征性人物。然而，他们却拥有相同的政治人格，即在对政治文明的探索上敢于直面问题，纠正谬误，勇往直前——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共可以珍惜的政治财富。
非常有幸的是，他们经常与领袖人物近距离接触，却没有沾染不良的政治人格。恰恰相反，他们只遵循了正常与高尚的一面，延续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需要的光明磊落、承当责任和决不放弃的品格。他们应该获得人们充分地理解和尊敬。历史也不会忘记推动人类进步的每一个有贡献的人，不管这过程曾发生过怎样的曲折或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