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中国的宗教信仰，西方人最容易联想的是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和压制，但是，美国一名资深驻北京记者在自己的新书中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说，面对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缺乏，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正为包括儒、释（佛）、道教在内的所谓中国“传统”宗教提供支持，希望借此恢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达到共产党的治国目标。这名记者还认为，习近平对传统宗教的支持重现了中国皇权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
中国人的精神饥渴和道德缺失
“我们原想我们不开心是因为我们穷，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撰稿人、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彦（ Ian Johnson）在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的灵魂， 毛之后中国的宗教回归》（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中援引的一位中国被访者的心声。张彦说，这样的精神饥渴几乎是目前生活在北到北京、南到香港、东到上海、西到成都的中国中心区域的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的共同写照。
张彦说，他之所以把这本书关注的对象限定为占中国人口91%以上的汉族民众，是因为汉族人是中国30多年经济腾飞的最大获益者，因此，“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之旅就是中国之旅”。
张彦4月1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新书发表会上说，中国人精神饥渴源于中国近现代对本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破坏。张彦认为，这种破坏其实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并不只是共产党当政后的一段时期。 他说，由于近代的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屡次失败，中国人不仅推翻了皇帝，而且还推翻了与之紧密相连的宗教体系和价值观。他说，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体系，特别是儒家思想，阻止了中国成为现代进步国家，而共产党的到来只是加速了这种对传统的破坏。在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时代（1949年到1976年），中国大部分庙宇和道观被破坏殆尽。他认为，现在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超越了宗教的范畴。
他说：“这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这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什么让我们成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哪些共同的信仰？旧的体系被推翻，用共产主义来替代的努力又遭遇失败。在改革的阶段，最大的原则是致富最光荣，大家只管赚钱，但是不能过问太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由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来定义，不管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是其他宗教或是半宗教的哲学人物的学说。”
他在演讲中特别谈到中国人对自己社会的道德缺失的感叹。
他说：“中国人看看自己的社会， 他们总是说，他们看到社会缺乏道德，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总是讨论，他们社会中缺乏最少的道德底线。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转向宗教，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来改变自己的社会。”
张彦感叹宗教在中国复兴的步伐，他认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是宗教在毛泽东时代后中国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中国目前拥有1亿8千5百万到2亿5千万佛教信徒、大约6千万到8千万基督教新教教徒、2千1百万到2千3百万穆斯林、7百万到2千万法轮功练习者、 1千2百万基督教天主教徒和6到8百万藏传佛教信徒。
习近平希望借助宗教恢复中国的精神生活
张彦说，与西方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对宗教无分别打压不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谋划重大宗教路线的转变：通过支持某些宗教来恢复中国精神生活的活力。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正求助于宗教，借以巩固自身权力。”
张彦的新书关注了几个群体：北京佛教徒、山西道教、成都的基督教、在浙江山洞里冥想打坐的大师们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说，虽然中共在宗教信仰方面仍然设有“禁区”，但是，过去五年来，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宗教信仰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他说：“政府不再对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行为抱持敌视态度。当然这其中还是有‘禁区’， 有出问题的地方。最明显的禁区就是与国外的联系。中国政府最不希望外国力量参与宗教。所以，佛教是没问题的，除非你提藏传佛教或是达赖喇嘛；伊斯兰也没有问题，很多中国穆斯林并没有受到大的歧视，但是，新疆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可能会与外国有联系，这是个禁区；天主教与梵蒂冈的联系；基督教新教，因为很多团体与外国有联系 ，特别是与美国华裔新教团体的联系，从那里获得技术和知识，也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张彦因为撰写有关法轮功如何在中国被打压的报道，获得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张彦认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包括“儒释道”在内之所以成为宗教界的赢家，是因为习近平政府希望利用传统宗教文化来达到自己的治国目标。他提到习近平上台后的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是反腐，不管是巩固权力也好，还是真的希望治理政府官员的渎职。第二项就是发动全国性的运动，促使共产党拥抱传统的价值观。张彦认为，两者是相关联的，这两个目标都是习近平为中国缺乏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寻找的答案。不过，他也提到，习近平对中国宗教的兴趣早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已经体现，时任中国河北正定地方领导人的习近平帮助修建了正定城最有名的佛教胜地临济寺。
他说：“在前几届政府时期，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我们看到他们已经给予宗教的一定自由。宗教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左右得到发展。但是，在习近平的时代，我们看到习近平政府努力利用宗教来达到政府的目标。”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些行动也提供了佐证。2013年11月，习近平前往山东曲阜考察，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习近平还表示，他要好好研读两本书《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外界认为，习近平此行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习近平在考察时还说，“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014年，习近平访问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发表演讲，论述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他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2016年4月，习近平发表重要的宗教讲话，更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与治国的联系。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他还明确表示， 要让宗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张彦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支持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因为中国传统宗教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可能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文化更能共存。他们担心其他的宗教可能会引起反政府的活动。基督教在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团体和维权律师团体中的作用，让政府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基督教仍然是一个外国的宗教，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的观点，所以他们不支持。”
在他的书里，他这样解释中国政府对儒家学术感兴趣的原因：“儒家提供了一个即时和‘中国制造’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长期以来已经将中国联系在一起……不过，这是一个被简单化的儒家体系，强调等级制度和下层对上层的义务。”
无独有偶，美国自由之家的2月份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与打压基督教和部分伊斯兰教不同，习近平政府支持源自亚洲的传统宗教。报道说，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把中国佛教和道教看成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海内外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份报道还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这学院教授方立天的话说：“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会通，构成了团结佛教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传统宗教也可能带来反弹
张彦认为，习近平拥抱宗教的举动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虽然基督徒或许不喜欢他的观点，但其他很多人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对传统宗教的支持–这重现了中国皇权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
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政府鼓励传统价值的回归可能会带来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效应，那就是“苏醒的国家良心”。（a reawakened national conscience ）他解释说，比如，传统宗教价值观中的“天”的概念就代表了对“公平、公正和尊重”的追求，这种追求高于任何一个政府。
他说， 虽然传统的佛家和道家强调内省，但是这只是开始，之后，改变会扩大到家庭、社区和国家。 他还指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台湾，正是坚信道教和佛教的人们将台湾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