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中国社会是在发展还是在后退？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社会一直在发展，没有人能阻挡这个民族继续发展。30年前出国留学，无论办任何手续都要找人，那个年代光有钱也不一定有用，当然，说实在的那个年代人也没有多少钱。当然我也没有钱，因为没有钱，第一次出国没有坐飞机，从上海乘船赴日本留学，在上海港办托运行李的时候，那个女办事员说我的行李超重，要加收300元托运费。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80元，但人家说要加收托运费，那就只能缴费了。可我正要去缴费，突然看到有人带的行李比我多，他们没有人缴附加托运费。仔细一看，发现那些人在给办事员送一些礼物，然后办事员就给他们开绿灯了。
我突然想起，临行前，同学给了我两包三五牌英国香烟，要我路上用。我是不抽烟的，这时才真心感激同窗的友情。香烟于我来说毫无价值，于是毫不犹豫地掏出两包三五烟给了那个女办事员，结果效果极佳，红灯变绿灯。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今天的人乃识时务者为俊杰。
出国半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又从上海离境，这次没有坐轮船，乘飞机。结果，在虹桥机场被海关拦住，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我不知道他要找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那个海关办事的还不死心，就打开我随身行李里的钱包，突然看到钱包里有一张银行卡，他误以为是信用卡，就盘问我：你刚出去不久怎么就有信用卡了呢？我当然不高兴，“这跟你有关系吗？”。结果，他很不乐意地把我放行了。我想这人可能是想找茬让我送他点什么。
我记述这些是要说，今天的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也会跟他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因为我知道了如何维护我自己的权利。很多年以后，我在印度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从曼谷飞到班加罗尔，我很顺利入关，但我的日本同事可能是因为英语不太好，在海关被拦住，怎么说都不让他过。不得以，我又弯回去，问那个海关办事员怎么了，他说：你的同事的行李里有一些礼品，需要拆开检查。我说：你拆开了，我们还怎么送人？他说：不行。一来二往我突然领悟到他的意思，就跟同事说：你拿一个礼物送给他。结果那个印度海关的办事员就很客气地放行了。
后来有一次去马尼拉出差，去之前，朋友说入境时在护照里夹10美元，你会很容易入境的。我说我持有效签证，我怕什么？朋友说：你试试。出门在外，应该听人劝，我就在护照里夹了10美元，没错，没有被盘问，顺利过关。
又过了很多年，大约是5年前，有一次去香港出差，在香港买了一本《李锐回忆录》，在香港办完事，飞上海。结果不巧，这本书被上海海关的人员看到了，被拦住。他说：你等一下，我要进去查验一下。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当然急了，我跟另外一个办事员说：你告诉他，那本书我不要了，送给他了。没想到这人说:不行，你不能走。
又等了好一会，第一个男的出来了，把书还给了我，说:没事了。我说:肯定没事，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组织部部长，他写的书，怎么会有事？那个海关人员的表情完全是：我管他是谁呢，我只对照禁止入关的书籍名单。应该说他很尽职，我很不乐意地离开了海关。
非常凑巧，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关于李锐的女儿回国时带的她整理编辑后出版的《李锐口述历史》在海关被查，全部没收。这位长年生活在美国的红二代对祖国的进步期待太高，她试图用法律手段要回那些书。恕我说句公道话，太天真了！
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就是用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来要求今天的中国。中国发展了，但还没有赶上先进国家。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是对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经济，特别是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属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但中国的行政服务水平以及诚信应该说还处于低发展阶段。我们绝对不可以期待用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官员。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发展一定是按部就班的，快不起来。如果用我们的期待值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在倒退。其实，中国没有在倒退，很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进步。行政体制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官员拥有特权，他们感觉不到太多的不方便，然而，草民要办点事，就难上加难。好在今天只要你不是跟政府打交道，市场经济原则上是明码标价的，生活上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中国经济每10年翻一番，那么中国的行政服务水平的改善则是每10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