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至少20个国家领导人预期将出席在5月中举办的“一带一路”会议。这场会议是北京本年度最大的政治外交盛事之一。
从3月开始，中国各部长飞往世界各地签署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六百五十亿美元投资案、修建印尼雅加达与万隆之间高速铁路的四十七亿的美元的项目以及在价值37亿5千万美元的在澳大利亚西部修建基础设施的项目。4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的时候，也促成高达8亿5千万美元的生物炼制协议。
前后矛盾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的为了打开并拓展旧有的丝绸之路贸易路线，陆路通过中亚到欧洲，海路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连接东南亚海域，环绕印度并连结到中东。
不过，分析家说，中国在宏观上大力渲染其扩展贸易和外交的能力，而这只是计划的一部份。
中国基本上仰赖国有企业来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有些人指出，这个事实与北京许下重新整顿与改革国有企业的誓言相违背。国企已经背负着产能过剩、高额债款与巨大亏损的重担。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说，国有企业负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负担，中国政府在数个国家资助建设项目时，“一带一路”计划只会加重这个问题。
许教授说：“所谓的‘一带一路’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一些国家加入，那么中国就会说：‘你看，我们借钱给你，你们向我们贷款。’”
由于有这么多重心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带一路”可能会导致关闭钢铁厂等亏损企业等计划被搁置。
许成钢教授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不仅仅是把外交放在经济改革前面，而且可能会把国企做得更大，增加国企私有化改革的难度。
改革停滞
三年多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要快速改革经济以及国有企业，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举步维艰，因为这其中涉及各种困难选择和既得利益。
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整合状经营状况好坏不一的公司、把庞大无法管理的公司分散成为较小的实体、关闭高负债以及没有外来资助就无法继续营运的企业。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说，不过，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政治。
杜大伟告诉美国之音说：“许多共产党高官经营着国企，或是地方政府官员经营地方国企，他们喜欢掌握这些收入与就业来源。所以，要他们放弃这些资源，是很不容易的。”
2016年8月1日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在首都可伦坡为期五天的抗议游行中，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弊病输出
分析家指出，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也会输出中国式的项目融资制度，那就是，在合同签署的时刻有政治上的意义，但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创造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贷款。
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政治派系纷纷开始质疑中国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一些交易案因此被取消。泰国去年取消了与中国签署的一项高速铁路项目合同，取而代之的项目规模只相当于原计划的大约三分之一。
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的杜大伟说，中国在政府治理良好与堪忧的国家都有投资项目。
杜大伟说，中国官员“还把贷款提供给像是非洲的安哥拉、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等一些政府治理非常差的国家。而在项目不顺利的地方不会有收益，但是那些国家照样借债，中国在未来很可能必须同意免除其中一些债务。”
贪腐输出
一些分析家问到，“一带一路”是否会让中国国企趁机输出他们特有的贪腐现象。
在斯里兰卡和菲律宾，重大的政治争议已经产生了。缅甸也已经暂缓一个大型水电大坝项目。虽然邻国持续施压，但尼泊尔还是和中国签署了几项协议，不过一直还没有付诸行动。
中国国有企业众多高管不是坐牢就是在家被中国政府反贪局讯问。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中国反腐问题研究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说，进入巴基斯坦、印度或孟加拉国的中国企业不会教给当地人任何新的把戏。
魏德安教授说：“’一带一路’当然会造就新的贪腐现象。但是它不会制造先前并不存在的腐败问题。它只会增加贪腐的金额，涉及贪腐的人员层级大概也会升高，也就是发生量的变化，但不会产生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