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眼时报主页的顶端，你会发现一个由两个汉字构成的标签，它的意思是“中文”。很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字能出现在这里，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焦灼。
2001年8月，我随时报出版人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 Sulzberger Jr.)与一群时报作者和编辑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面在一个典型的中式会议室进行——铺着沙发巾的扶手座椅，墙上挂着巨幅的山水水墨画——这里是中国领导人在北戴河的办公地点，它位于中国东北海岸一个多砂砾的海滨疗养地。
《纽约时报》的英文网站当时在中国受到屏蔽。就一系列话题谈论了不短的时间之后，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问起中国为何屏蔽时报的网站。江泽民似乎并不知情，但他表示会调查此事。没几天，nytimes.com又能在中国打开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纽约时报》的网站一直可以被中国大陆的读者打开，只是偶尔出现有些文章看不到的情况。
之后我离开时报，去了一个始终没能启动的中国创业公司。到了2010年末，我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时报。于是我给阿瑟和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发了邮件，询问他们对成立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是否有兴趣。我有了打造数字产品的经验，跟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关系也不错。时机看来水到渠成。
我请现为《纽约时报》亚洲主编的潘公凯(Phil Pan)——他当时已经离开了《华盛顿邮报》，在香港生活——和我一起做这项提案。我们努力了一年，才有了一份时报愿意投资的商业计划。我和潘公凯在2012年1月加入《纽约时报》，启动了这个项目。
2012年10月会是十年一轮的中国领导层更替的时刻，这让我们启动的时机变得有些棘手。政府会在这段时间收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但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阶段会过去。大家普遍认为，新一届政府会继续推进在胡锦涛时期停滞的改革。
尽管其中不乏风暴，但自我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以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媒体大气候一直在不断改善。我期待——至今仍然期待——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此外，自2001年与江泽民会面之后，《纽约时报》的主站在中国一直没什么问题。我正是这样回应来自高级管理层对这个中国项目有可能在强劲的政治顶头风中遭遇挫败的担忧。我们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会实施专制紧缩。
那年1月，我和潘公凯紧锣密鼓地开启这个项目，我们租下办公室，招聘编辑和翻译，还招募了一个技术团队负责搭建起将《纽约时报》的内容带到中文世界的网站。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让人兴奋。2012年6月28日，我们围在一台电脑旁，看着我们的技术团队将网站上线。
读者的反应令人振奋。网站流量激增，我们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增长得更快。但不到几个小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有预兆性的事件：微博账号突然遭到屏蔽，不久便消失了。
四个月后，当张大卫(David Barboza)发表了当时中国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务状况的文章后，情况更是急转直下。后来张大卫凭此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这篇报道激怒了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政府。《纽约时报》中文和英文网站立即在中国遭到屏蔽。
我们做了长达一年的游说努力，希望能够解禁。我们一次次与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的人见面；与新华社社长（部级职位）和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部级职位）合作；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前任政府关系总监聊天，此人与中央宣传部官员有家庭关系；我们甚至尝试与许多声称对习近平周围的人有影响力的中间人进行非正规途径的谈判。当然，我们也千方百计地想要找机会见到习近平本人，希望能像当年说服江泽民一样说服他。
这些努力不是没有遭遇过大声驳斥。一名年轻的外交部官员曾坐着俯身向前，激动地冲我喊，“我爱党！”讽刺挖苦也不是没有。一位有着乌黑头发的国务院老资格人士问，如果解除对网站的屏蔽，我是不是会拿到一笔奖金（并不会有）。还有许多老生常谈的谈话，其间充斥着有关桥梁的比喻。
结果无一奏效。随着时间从数月变成数年，我从最初的谨慎乐观——认为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新政府在短期内巩固自身的权力——变成无奈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一项更大的、远远超出中国边境的信息控制政策早期的受害者。
中国共产党塑造世界对它的国家、文化和政府看法的努力，演变成积极的跨境审查行动，竭力阻挡世界批评它的声音。令人沮丧的是，这项战略尽管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却在国内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比如，在中国鲜有人知道艺术家艾未未是什么人，知晓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后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正囚禁在中国的一座监狱里。
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能接触到的新闻和信息大体满意。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简称VPN）软件让人们可以越过“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连接全球的网络；但绝大多数人满足于经过政府批准的广播电视和出版物提供的世界观。
尽管我们的主站在中国一直无法打开，但我们在打进中国大陆市场方面持续取得进步。我们推出了一个生活方式网站，一开始可以打开，然后遭到屏蔽，之后解除，现在又再度被屏蔽。我们建立了不受屏蔽的镜像网站，给社交媒体账户提供内容，还创建了两项新闻订阅服务，将我们的报道每周直接发送给数以万计的读者。我们打造了多个由自己的技术团队编写的应用程序，它们无法被屏蔽。我们甚至开始印刷纸质出版物，其中最成功的一本很快将重塑形象，以《时》这个名字面世——纽约时报中文杂志，一份48页的生活方式季刊。我们的读者也在持续增长，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我们的网页浏览量早就超过了麻烦开始时的数字，去年一年就增长了近70%。《纽约时报》这个品牌现已经在中国和全球海外华人中站稳了脚跟。等到新闻媒体管制放松之时——我认为这一天终会到来——时报的中文读者肯定还会迅速增加。
然而，骚扰并未停息。
之前的房东拒绝让我们续租可以远望外交部的办公室，声称他们承受着让我们离开的压力。身份不明的技术人员在我们前后两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的通讯电缆上安装了监控设备。我们的一些中国雇员不时被请去“喝茶”，被政府特工调查。尽管花钱买了最高级别的服务，但我们的网速还是经常慢得像在爬。
我们安卓(Android)系统的应用程序一直没有被中国的安卓应用商店接受，iOS系统的应用程序最近也被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
在中国的问题是，你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决定是由谁做出的。当地的公安局？市政府？某个部委？某个中央政府官员？国家安全部？习近平？中国的官僚体制就像一个套一个的中国盒子，越往中间越难打开。
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我觉得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这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