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仍在发酵，此案牵扯出的高利贷、基层行政黑化、警方不作为等问题，这不禁让人思考，中国在发展中，究竟忽视了什么问题？
人们说，“郡县治，天下安”，这在中国政治中，地方治理，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如何有效加强地方治理，这对中共统治合法性来说，是一重大考验。此次问题，发生在一个地级市，属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今天，检验中国政府统治是否稳固，很大程度要看中央精神是否在地级市以下行政机构得到贯彻执行。
现在，中国政治究竟应该做什么？此案本身，尚有许多细节，有关报道并未透露，但案件反映的地方政权、基层治理弱化问题，不可忽视。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重大政治目标，总能如期完成。但是，在这种强大政治执行力的背后，是地方组织统治能力的日益弱化。仔细观察地方，可发现地方利益、基层利益盘根错节，人事关系复杂陈腐。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他在100多年前，即曾痛感“大中国”的空疏，而立志建设基层。这种角度，对思考今天中国国情来说，也非常值得参考。
应该说，聊城距离北京不算太远，但就在这样一个地级市，也都存在地方行政、司法的黑化问题。今日中国，与100年的中国比较，基层薄弱问题并未彻底改变。传统中国的地方，富集人才、资金，是中国文明再生产的基地。近代后，这种再生产受破坏，20世纪后半叶，中共在农村社会实施的大规模实验遭到失败，激进的重工业化进程，牺牲了农村、农民、农业。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重建并不顺利。中共对农村社会统治的薄弱，基层社会黑化问题，均是这种失败的后遗症。此前，中国政府曾出台工业反哺农业等政策，但是，基层社会的重建，绝非仅是金钱可以解决，这需要顶层制度设计。
今天中国基层干部，知识结构陈旧，年龄偏高。还有的基层干部，缺乏服务基层、服务民众的热忱。中国乡村、县城，不但缺资金，更缺懂现代社会管理的人。大学毕业生每年有7、8百万，但回归乡村者乃是少数。许多政治精英不屑于基层，而是眼睛向上。
即使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主要干部人选，仍离不开行政意志。各级政府对基层干部的选择，片面强调听话，而忽视民意考量。基层民意无法聚集，这导致许多地方为黑势力控制。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了执政党统治的正统性。怎样才能实现村民自治？怎样才能让村干部为民服务？这要做大量工作，其中之一，还在于人才培养，基层，需要大量懂得现代社会管理的年轻干部。
今年3月，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在北京成立。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以及许多革命者，都毕业于这所大学。这所大学之所以对中国影响深远，还在于这所大学强调基层社会实践。100多年前，该校创立者曾说，早大要培养两类人，一是权力监督者即媒体人，另一是要培养全日本的村长。在早大创始人看，该大学的使命，就是培养成千上万的基层领袖。在今日中国，是否有一个立志培养全中国村长的大学呢？
基层统治弱化乃至黑化，这对执政党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只有执政党下决心，才能改变目前这种农村统治乏力局面。20年前，中国尝试推行“村官政策”，这项政策在部分地区取得成果。但这仅是局部经验，远未成为农村建设主流。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应是思考基层建设“顶层设计”的时刻了。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展开一场深刻的基层革命。这是因为，基层势力盘根错节，如果没有一种新力量进来，很难打破旧格局。
也许，中国执政党需要招募一批批有热情、愿献身基层的青年，把他们送入最好的大学。这是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的一场斗争。正如哈佛大学等名校培养治理美国精英一样，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应培养治理中国基层的精英。今天的基层建设，应是执政党人才战略、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
今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人们正从各种角度反思那场革命。此前中共曾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也有“与时俱进”，超越斯大林型政党的思考。但是，如何将“代表”从媒体层面扩展到行动层面，这需要崭新的理论指导、行动指南。前苏联后期，党内出现沉重的暮气，严重损害了党的代表性。如何避免党沦落成为老人党，恢复、重建革命党时代的革命精神，这对中共是一个重大挑战。在转型期，中共党员日益“隐形”，但是，一个党，如果不能让民众看到他们为公共利益奋斗，为人民服务，那就很危险。对中共来说，如何把“政治口号”转变为“政治行动”，是关系到党能否称为人民的党的关键。为此，党需要吸收千百万有为青年加入自己的队伍。要让中国民众，到处看到中共党员在“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党只有以真诚的行动、信仰、自我牺牲，才能重新换取人民的认可，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聊城案说明，中国现代化遭遇“基层瓶颈”，中国正在下一个高层次社会的门前徘徊。中国民众对该案处理的议论，表明他们对正义、公正的期盼，对建设“更好的中国”的美好愿望。珍惜、重视民众这种参与热情，修正司法错误，中国就可能距“更好的中国”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