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身后的政治课题

邓小平1992年南巡

邓小平的超人之处，在于其无视“本本”，重视实践的理性态度。这个特点，与他早年在欧洲社会的体验，对美日发达国家的观察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洞察均有关系。他从事实出发制定政策，从善如流，不僵化，这是邓小平力量所在。

在邓小平路线下，今天中国呈现多元社会、经济自由化、行政分权。在深厚的文化积淀，社会多样性之上，中国导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极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动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国仍是威权体制国家。但我们知道，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不听取人民的意见而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中国政治观察家发现，不论在邓小平在世期间或其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一直不断调适其统治方式。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在中共高层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国中层、基层社会的官僚。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地方领导力量的发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实施了一种“行为联邦制”。中央与地方，存在一定的行为模式，虽然不是契约，但却形成一定之规。中央以GDP成长为标准，建立了一个干部考核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实行地方首长责任制。任何经济、社会目标，都被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放，一直到最底层。有人称这套系统为“压力型体制”。正是在邓小平设计的这个体制下，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数十年的奇迹。

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GDP主义，让地方官僚以为，只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坏事，中央都不闻不问。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也是地方官僚腐败日益猖獗的时代。一时间中国舆论盛传“改革与革命赛跑”，形势十分险恶。

在政治手法方面，毛泽东喜欢“大众动员”，而邓小平宁可相信官僚而非大众。他的成功，来自中央与地方官僚的经济增长契约。但是，在这个增长契约中，却没有完善对官僚的监督机制。官僚贪腐，严重威胁到政府统治的正统性。今天中国面临社会转型，为此必须迅速建立一个与新型社会相适应的强大有力的官僚队伍。

相信官僚而非大众，或与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文革时代遭大众批判，让他看透“群众运动”的非理性、荒谬。邓小平不相信精神主义，他以物质主义改变中国。在邓小平路线下，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社会 mass society”。这个社会，重复了20世纪发达国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大众媒体发展、教育程度提高，大众意志日益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一个强大的“大众社会”正在崛起，这个社会不但存在经济要求，也有政治诉求。

今天中国的言论空间左右分裂，两军对阵。其实，不论左右，各个阵营的赞同者并不是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者。但是，这种意见的对峙，很大程度来自大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内心滋生出要求“平等”的愿望。这种朦胧的愿望，如果恰逢诡谲多变的外部环境，很容易变成盲目的力量。

在清除腐败同时，中国政治领袖清醒看到大众力量的崛起。中国政治的任务，是否一定是要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来满足这种无尽的欲望？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政治究竟应该做什么？中国政治必须思考，如何引导着这种巨大洪流，吸收这种巨大能量。惩治腐败官僚，同时又要避免文革式大众运动的爆发，这对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经验与方法。

今天中国政治面临一个如何处理内外关系的问题。如何调整内外关系，保障内部转型过渡的顺利，这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仍处在一个转型期，不宜过分对外发力，而应注重内部各种关系梳理。

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来说，既能保证社会稳定，也能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体制。

民主政体、言论自由非常重要，但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实践，让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种条件。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法治、没有自治传统、缺乏文化、政治共同体意识，那么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是一种低层次的民主制。

但是，任何压制性措施，都无法带来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如何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社会的重建非常重要。亿万个人与国家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强大、完善的社会，国家才能摆脱来自个人的直接压力，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正确分工。如果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能够实现自治，那么有许多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可以回避，许多问题会在社会中得到解决。

在邓小平之后20年间，中国政治既面临重构官僚机构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必须回应日益崛起的大众阶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刘 迪 简历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