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对男人要有正确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开性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例外，男人对女孩动了心，他就变得感情用事……爱情的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组成爱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来看，就不会觉得它恶心。譬如说，肉体之爱有如巴赫或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们本身，会觉得并不和谐，但如果把它们和作者原本构想要组成整体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它们就变得和谐、优美。极其可能的是，那么恶心地瞪着你的那个男子，是受你肉体所吸引，这种男人必然是畜生、禽兽……但是，达达，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别开始以为你厌恶爱情，因为你并不是如此。你只是厌恶其中的若干成分，对于你这样心思纯洁的女生而言，这种态度相当自然。
“我身上唯一和东方有关的是我的脸孔”，这是宋美龄的自述。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所著的《宋美龄传》一书中，有很多未曾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宋美龄在大学时期的好友埃玛·米尔斯与宋美龄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龄在信中常会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于后来她曾要求米尔斯销毁一些私人信件。作者还从美国各大图书馆寻找到一些美国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资料最丰富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里有宋子文后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龄，直到2004年时才被公开。《宋美龄传》中引述了许多宋子文与宋美龄之间的电报原稿，让读者对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有更为详尽的了解。
少女宋美龄
回到上海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美龄开始思考婚姻问题，向好友埃玛建议该结婚，又说她本人认为“女人若不结婚，会觉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骗走了人生……如果没有小孩，又有什么好期待的?”埃玛最近才和某个男子有过感情上的危机，美龄为了安慰她，有时理性、有时不够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对人生、爱情和责任的看法，向埃玛诉说：“你也不确定该走哪一条正确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谓正确的路存在……我也有过类似你遇上的经验，只是，我很确定我要什么，可是上帝却不愿给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信心，进而催眠了别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这两位年轻女子通过鱼雁往来，互相倾诉挫折、发现新点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爱。七月间美龄接到埃玛来信，谈到令她十分苦恼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龄回信说：“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当做是兽性的不愉快经验……唤醒你对兽性热情的认识……在我们大学年代对它一无所知。”她又说：
美龄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问题。她告诉埃玛：“上海现在谣言纷传，说我订婚了。”又说，她的朋友们不确定(我的订婚对象)是谁，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订了婚。最好玩的是，这些男人没人出来否认或承认这个谣言。我可惨了，因为母亲当然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才会引来这些谣言。过去一个月她不准我见任何一个男性朋友。由于她告诉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几乎愿意出于报复心理，干脆订婚算了，其实我也晓得，这完全是孩子气的态度。她担心死了，因为过去一个月我似乎发疯地满城游荡。其实，我无聊透了。我甚至有一两次没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为……我觉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个旧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现，令她颇为得意。不过，宋夫人因他已离过婚，并不赞同他们来往。她说：
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个男人不再是倔强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实说，我无聊极了。我恳求母亲让我出外做事。义务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报纸愿给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着告诉你，如果我接受了，家里一定震怒，我一定经受不了那纷扰，尤其是天朝大国之民的笨脑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并不会伤风败俗这个观念……真是可恨啊!我认为我如果能够放手做，一定会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长十五岁、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是一个机会，可以改善“他工厂里数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尽管美龄表明并不爱他，他仍然向她求婚。还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关切……远非语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绝了。
美龄一向喜爱阅读，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时的一大箱书经过两年之久，终于漂洋过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别兴奋。几个月后，她告诉埃玛，韦尔斯的《历史大纲》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她也重拾中文功课。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书担纲教授。老师“十分严格”，不仅娴熟中、日交流之后引进中国的新字词，也期待她以旧方式背下古书。她每天上午跟他学习三小时，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有志当作家的埃玛说：“我打算一旦对中文有相当把握时，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译为英文小说，让你来接棒。你、我合作来介绍中国文学……你说妙不妙?我可以翻译出精髓，你负责把它精炼!你觉得‘密尔斯和宋’作品，怎么样?”
二十三岁，还和母亲、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龄，渴望过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认自己“像电线一样，一触即发，烦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个星期后，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尤其是我让家人了解，我应该有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不能被打扰之后”。有些约会没问她意见就排好，她几度拒不参加，总算让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见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线。她说：你也晓得我母亲非常保守，虽然她认为我可以参加朋友开的舞会，却绝不准我跳舞。你应该记得，我在大学时是多么喜欢跳舞。有一天我去参加舞会，男士们开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对母亲从实招认。你应该在场……你会认为，只因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我要认错悔过、洗刷宋家耻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忏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圣洁的不屑之姿掉头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们从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对儿子的要求，就没有如对女儿那么严格———或者说，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细无遗向母亲报告。乔治·索克思当时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说：“子文和我，以及后来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场华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会———这个行为才真是不可思议呢!宋夫人不赞成跳舞，也不赞成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列举的一切不当行为。她有一套斯巴达式的规矩，子女们必须要遵守。”
下一次舞会美龄受邀参加，宋夫人要她保证不跳舞。美龄告诉埃玛：“我本来决定不跳舞，但是当她要我保证，我气得顶撞她：我一定会跳舞，而且还要跳个不停。她气急败坏，最后我服软了，答应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绝对不在中国跳舞!请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国，我就跳个不停!”
隔了几个月，美龄开始想要回美国念医学院———当年她父亲也有此心愿———但是母亲否决了。然而，在她开刀切除扁桃体之后，她告诉埃玛：“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切记当你真正遇上大麻烦时，总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经过一段休养之后，美龄前往广州探望二姐庆龄和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孙中山制服地方军阀，废除军政府，此时正在组建革命政府，与北京对抗;庆龄显然央求妹妹南下帮忙一两个月。美龄告诉埃玛，广州“不像上海那么洋化”。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
蒋夫人宋美龄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玛·密尔斯收到蒋氏夫妇寄来一张正式圣诞卡———典型的国家元首问候卡，内附一张蒋氏居家照片。埃玛幽怨回忆说：“我最后一次接到美龄的信，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这段期间，我寄去的几封信都没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韦尔斯利校友一起听听中国近况。她邀请十多位同学午餐，大家合起来写回信给美龄。次月，埃玛收到美龄复信，请她转给大家传阅，一方面感谢大家写信给她，一方面也叙述中国的立场：
我们国家存亡绝续已到紧要关头……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国不仅为自己作战，也为大家作战……为我们祷告———是的，但是同时也请诸位尽力推行抵制运动。我不必告诉各位过去三个月我国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过当地之后，鞋子浸满鲜血……请协助我们制止这场战争。
这封信尚未寄达，美龄收到埃玛另一封信。埃玛答应会随时让蒋夫人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民意动向。埃玛临笔之际，显然天人交战，难以下笔———她在日记中承认，花了一整个晚上写信，字斟句酌，显然对老朋友仍有几分生疏。埃玛写给美龄说：“你应该仍记得我，可以确定我对你的忠诚与深刻同情。你或许不清楚的是，多年来我对中国的兴趣不减、甚至更增……美国百分之百同情中国。”但是她不能不又补上一句：“美国人绝对尚未准备好接受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姑且不论其对错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觉得这将是无可避免走上战争的第一步。”埃玛告诉美龄，她已经在韦尔斯利同学中发起运动，募款赈济中国难民。埃玛的结语是：“如果还有任何事我可以为你效劳，或是你觉得我可以为中国贡献，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龄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动之后，埃玛提升美国人关注中国局势、捐款赈济中国难民的工作，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这时候的埃玛除了有待提出论文以取得中国研究硕士之外，已经没有太多旁骛。她并没结婚。她说，因为和八十九岁高龄的祖母相依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无事可做”。至于美龄呢，她的信函和要求无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为一国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赖的友人求助的官样文字。美龄现在用的敬语称谓是“亲爱的埃玛”，不再是“亲爱的”或“最亲爱的达达”;她的落款署名有时是“爱你的，蒋宋美龄”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诚的蒋介石夫人”。美龄一九三八年写给埃玛的头一封信，谈到日本人屠杀中国难民，抱怨“民主国家畏惧日本”，以致停止运送到中国的补给：“美国在圣地亚哥把飞机卸下船，这是我们在战事爆发前就买、也已经付了钱的飞机……美国实质上在帮助日本击败中国。”几个月后，她改变说法，声称中国人了解美国国内形势，“它使得(美国)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对。我们晓得他们怕日本，他们也害怕战争。”但是她说，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盟国不尝试惩罚日本的“不人道行为，它的无耻已使得黑暗时期的蛮族部落都望尘莫及。他们所知道的不人道行为，统统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杀、抢劫和凌虐行径。”
四月底，蒋夫人写信告诉埃玛她刚从前线回来。她说：
我每一站都尽量在时间允许之下探望更多的医院，也设法安排两千名战争孤儿安置到四所天主教会。这些小孩将受到好好照顾，修女们投注给他们最大的爱……我们也尽可能安置更多难童到其他教会机构……你答应要送来的钱，将用在收容难童上面。你会同意吧?稍后我会把这些孤儿的照片寄给你，他们会晓得你和一些朋友对他们的关爱。
此时，蒋夫人送一些中国杯盘器皿和绿茶给她的韦尔斯利同届同学，以及选她为荣誉成员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托埃玛替她分送这些礼物：“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也要再麻烦你帮忙。”埃玛回信时显然是在指涉美龄以前的呆板，她说：“我有时候说我很了解宋美龄，却一点儿也不认识蒋夫人;但是，读了第二封信之后，我猜想她们或许毕竟是同一个人。是的，我当然会处理那些礼物……你已经有那么多事要烦了，其实不必为我们这么费心。”替美龄分送礼物时，埃玛说她自己也“相当沾光……受韦尔斯利学院校长麦卡菲之邀吃晚饭。”麦卡菲被人批评在当前的冲突中太偏袒中国、轻忽日本。据说，她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像(蒋夫人)同样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蒋夫人有三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当年冬天在汉口嘱咐董显光搜集她的演讲稿、报上文章、广播稿和信函，交给法默编辑成册。法默奉命在六个月内完成此一任务。他说：“这是我新闻记者生涯中最怪异、最困难的一份任务。”因为中国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识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页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捡字排版。过程中，原本对蒋夫人全然钦佩的法默，也完全改变看法。他说：“好几次，一万册的四十页文本已经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违———又要更改修订……夫人……对她的第一本书非常重视。每次见到我，她就变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页怎么出现错字了?她的诗句怎么被误植了?”
虽然她不让这本书在美国或英国贩卖，她却送了三百册签名本到韦尔斯利，因为它们是“有趣的一本书，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们在汉口受限于战时条件困难所致”。她拜托埃玛替她代为发送，附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作为邮资和包装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