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毛泽东和文革的拥护者，利用会议提供的提问机会大谈文化大革命完全正确，毛泽东英明伟大，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该打倒，并在会场上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最后因扰乱会场秩序被保安请了出去。
参加这一讨论会的文革研究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这一幕发生在今年1月9日，当时一批中外学者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纪念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研讨会。
文革50年的两个“热”
宋永毅说，香港的这个被推迟的会是去年纪念文革50周年的最后一个，“去年，标志着两个热，一个是海外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文革、揭露真相热；另一个就是毛粉、毛左吹捧文革热。”
宋永毅说，去年，毛左在陕西、河南开了两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口号式会议。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登台畅谈文革是人类进步的灯塔，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声讨自由派代表人物茅于轼等。
宋永毅说，以今年初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因转发批毛言论而被免去公职为例，指“毛左已经堕落成打手，单纯的示威者，完全成为当政者的自觉打手，介入当政者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参与迫害知识分子，令我想到文革初期的红卫兵。”
而谈到第一个热时，宋永毅说，去年在世界各地自由派人士总共举行了12个有关文革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两个还是在中国大陆的两所大学举行的，不过“是秘密地开的”。共出了3本论文集。
大型文革论文集两卷百万字
《文革50周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下两卷，明镜出版社出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其中百万字论文集《文革50周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反映了去年海外规模最大的文革研究成果。这部上下两卷的大型文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搜集整理了去年5月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讨会上42位与会发言者和8位书面发言者的共50篇论文。
担任该书主编的宋永毅说，“这代表了严肃的历史学者、自由派的独立知识分子和那些毛泽东的信徒，或者说直接非直接的为习近平中央所支持的狂热分子之间的博弈。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声势（来说），这一边占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文革发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国内人们对文革、对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看法分歧更大，在如何评价文革和毛的问题上，社会的撕裂更严重了？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评论家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首先是人的健忘，“对当时的感受淡忘了，加进了现在的位置、角度、立场的影响，站在不同的地方，回过头去看当时那件事，就跟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
评论员胡平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2006年3月9日）
当局借刀杀人
其次，当局利用毛左来对付他们感到更具有颠覆性的自由派，“习近平上台以来更多回到毛的倾向，他做得比江、胡更厉害，从而助长了毛左的空间和气势。因为这个旗帜他们可以用，有正统性，没风险，用这个旗帜去打别人很有力。”
胡平说，当权者内心更厌恶的是自由派，就正好借刀杀人。“当政者知道，自由民主理念虽然对大家都好，但有颠覆性。而毛左的那套不可能变成实际，不可能有多大颠覆性，所以虽然毛左其实对现行政策也不利，但他并不在乎这个。毛左和自由派都不是习近平喜欢的，但他宁肯用那一派，借着那一派的力量来打这一派。”
再次，这些年改革造成贫富分化，官员腐败，“这些就给那些原来对文革就有幻想的人，甚至包括原来对文革并不了解的人，对文革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扭曲了文革本身的图像。”
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但胡平认为，除此之外，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过分肯定过去30多年的成就，对问题缺少批判，或者批评得比较浅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对贫穷失落的人的尊严也重视不够。基本上把过去30几年经历的改革当作正常的、自然的、出了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而没有看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绝对不公正的事情。”
胡平说，像秦晖这样的学者对现实批评非常严厉，他们认为弱势群体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整个改革过程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就很少受到毛左的攻击。
文革宿命论
胡平认为，有些人确实对文革的看法变了，“时间隔久了，中间又发生很多变化，他就会把它当成命运的一种特殊安排。”
胡平说，“有些人现在混得很好，他对过去，就像很多知青对过去，会觉得‘青春无悔’啊，很热情地回忆当年的知青生活。但当知青的时候他不是这么想的，刚摆脱知青地位时他也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时间过久了，这段经历成为他青春回忆的一部分。”
“有些人现在回头一看还觉得自己因文革而因祸得福了。如果今天混得更好了，就会对那段经历加以美化。包括习近平，他当然觉得文革整他老爸不对，可是阴差阳错，到最后他当了总书记了，那么一切过去的事就跟命运的安排一样，都有它的道理，如果没有文革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最后的结果是超出他预料的好。包括很多发财的人，那些黑五类，过去被整得那么凶，这个时候，能把过去那些坏事好事分清楚的就不多了。以前的事情都成了这个好结果的铺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