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是位于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创办总裁和特里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著述广泛，内容涉及中国工业技术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以及今天的中国如何反映了党作为一个创建于偏远分散地区的革命组织的历史。
韩博天的主要著作之一是关于中国是如何治理的综合指南，该书如今已更新再版，并被 译成英文，英文书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China’s Political System)，书中广泛考察了中国政治制度是如何工作的——它如何指导经济、如何为人民提供服务，以及如何制定新政策。这本书的在线版本将每两三个月更 新一次，让读者能够随时跟踪新建立的政府机构或新运动。
在一次采访中，韩博天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未得到充分认识的长处，以及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这个制度也许已经抛弃了一些对试验的开放态度，而勇于试验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成功的原因之一。
你的书的惊人之处是其中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显示了不同部委和委员会的实际功能。
我们想展示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所谓的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例如，如何创建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系统？如何确保食品安全？这些是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对付的问题，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是关于制度实际上如何工作的问题。
我们试图解释的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党的）干部制度的功能。在西方，政策是通过法 律制定的，然后由公务员来执行。在中国，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干部。他们得到完成业绩的明确指标和目标，然后被告知去做事情。主要政策转变和自上而下的方案是 通过这种干部制度来管理的，而不是通过制定法律。
比如？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共产党已经扩大和调动了一个有很大权力的平行的、负责纪律的官僚机构，由其出面进行调查。但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机构在党内文件和内部指示的指导下运作。
你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功于这个政治制度。答案是什么呢？
有几个重要的元素。一是党成功地制定了长期的政治目标，比如工业或技术的现代化，或基础设施规划。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所展示的，这个制度可以把资源集中到优先领域上。我认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这是一种长处。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试验。在西方，被我们忽视的东西是，中国深度官僚的体制是如何出人意料地灵活。这种灵活性已被经济特区的试点项目所证实，也被地方上的试验所证实，比如住房改革和国有企业破产。在国家法律颁布之前，难度极大的措施经常已在试点项目中测试了好几年了。
你阐述了这种灵活性如何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社会主义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这种在东欧没有 看到的适应性的？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之前的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具体历史经验。那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着非常分散、而且不是连在一起的地 区。所以，当它尝试像土地改革这样的事情时，是通过试验和分散的方式进行的。这与苏联有根本的不同。
勇于试验的做法也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标志。
只是在习近平时代，这种做法才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习近平提出了“顶层设计”的观念。有一种感觉认为，那些分散的试验导致了腐败和纪律涣散。因此，现在每个政策举措都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这就抽走了中国政治制度中的许多能量。
有种观点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因此必须协调进行。但是实际效果是，自从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就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而言，没有发生多少东西。如果你强调等级制度和纪律，那么，下层试验的勇气就会受到挤压。人们会害怕尝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有些国家正在把中国视为一种模式。中国可能是模式吗？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都会说不能，但许多国家正在艰难地应对紧迫的基本问题，比如维 持内部安全、建设有形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基本问题是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中国指出了一个方向。中国模式不可重复，因为这些其他的国 家没有一个具有中国特殊历史和特征的共产党。但就不自由的、国家导向的解决方案而言，中国经常被引为威权政府如何用不同方式处理问题的例子。因此，当人们 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中国的经验是一个永恒的问号。
在书的结尾处，你为中国可能的发展提供了几种设想，并就这些设想调查了墨卡托中心员工的意见。大多数人支持第一种设想，既“集权和纪律严明的高度戒备的党国（习近平体制）”。你对这种前景不太确定，你认为制度的风险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大。
我不确定党能实现它想要做的一切。党试图控制社会上的所有变化，但我怀疑这种做法的长期可行性。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力量。我不确定这些方式和力量可以被统一起来。我对此深表怀疑。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等级制度容易受到冲击。如果习近平患重病的话，中国的政治制度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制度已变成围着他转的。或者，如果发生小的军事冲突，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力量将会如何反应？
这个制度是为扩展、特别是经济扩展而建的，这个制度很难为挫折作辩解。而这在西方制度下更容易，因为你可以改变政府。但在中国不能。因此，发生颠覆的可能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