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两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已四处出击，包括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中伤”德国、日本、墨西哥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目前还显得“风平浪静”。不过，中美元首至今还未在特朗普就任后正式通话，也让人担心特朗普可能对中国“蓄势待发”。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特朗普考虑美国制造业利益，希望通过美元走软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但美国的金融界乃至新任财长可能都不见得希望有一个弱势美元，因为弱势货币对金融不利。在美联储升息环境下，美国又没有什么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能使美元贬值，特朗普政府所能做的，一是要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二是直接求助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情境有两种，分别是货币贸易战情境和类‘广场协议’的国际协调情境。”他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应做好准备应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可能的操纵汇率指控，更应谋求与美国携手减少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这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应对货币贸易战情境
针对前者，他表示，如果说几个月前中国还可以主动出击，即通过减少外汇市场干预，让特朗普的货币操纵指控变为无稽之谈；而目前在特朗普可能很快发难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做的就是“接招”。
他认为，一旦特朗普宣布指控，中国可以放手让人民币汇率进行市场化调整。即使人民币顺应市场力量贬值，中国很可能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更多理解；因为在特朗普上任后“四处树敌”的情况下，欧洲国家，甚至日本，都更多会是看热闹的心态，而不会站在美国一边。
不过他也表示，特朗普上任后两周还未宣布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可能表明他经过仔细思考，意识到现在提出这一指控对他来说很可能是个陷阱，中国有明确的反制手段；若特朗普放弃汇率操纵指控，而将矛头先转向贸易政策，如推出竞选时他曾提到的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举措，以实现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这对中国有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余永定判断，究其根本，美国主要还是想缩小其贸易逆差。抓美国贸易伙伴的汇率问题，只是其减少逆差的一个抓手，并非主要目标。
谋求国际合作情境
另一种情境是，如果特朗普短期内没有在货币、汇率方面针对中国有所行动，中美双方在该问题上还有商量余地。余永定认为，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达成某种形式的“广场协议”，通过国际间协调合作达到各自目标。
聚焦中美之间，余永定再次强调，人民币根本上不是一个弱势货币，一个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币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是弱势货币。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不具有贬值基础，只是目前存在一定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人为抬高人民币汇率。目前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是由资本项目特别是短期资本项目逆差造成的。因而，这种贬值不会是持续的，一旦贬值触底，就会反弹、重归升值路径。美国政府应该理解、接受人民币的这种短暂的、一次性的贬值。
而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也越来越引起关注。他表示，中国政府为防止资本外逃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若美国方面配合，有助于中国资本项逆差的减少和人民币的稳定。
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国际协调内容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余永定认为，如果美联储升息节奏过快，资本流向美国，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就难以避免，不利于美国缩小其贸易逆差。对各国来说，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协调有助于减少对各国经济的冲击。
国际协调如果要深入，必然涉及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即解决美元特殊地位的问题。他表示，该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试图解决，这次无疑可以借机继续寻求解决。这既有助于在短期内避免货币战，又有可能帮助解决长期根本性问题。
理论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有助于解决美元地位过强的问题，但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正遭遇一定挑战。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改革不能滞后。”余永定说，“如果人民币仍大体盯住美元，怎么成为跟美元比肩的货币？”即使是补充储备货币的地位也会受限制，近期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排名已有所下降。一旦出现新的尚无法预见的不利发展，若外汇储备被进一步消耗，人民币好不容易获得的储备货币地位都可能被削弱。目前，中国人民币已经由完全盯住美元转为参考一篮子货币。
中美合作有基础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美间尚未发生正面冲突，给两国提供了谈判的契机。
美国一直以来都希望缩小自身贸易逆差。而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包括调整其国际收支结构，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减少中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因此，中美之间是有合作基础的。特朗普希望振兴美国制造业，应该求助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协调，而不是货币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余永定强调。
对于中国，如果允许贸易顺差缩小，中国就可以更多发展、依靠国内市场，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内投资和消费。余永定说，中国贸易顺差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储蓄率较高，贸易顺差降低，意味着国内消费增加或投资增加。这和中国的长期发展愿景是一致的。因此，中美之间进行这样的调整和博弈，根本上没有坏处，中美间也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此外，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面临“资产者无祖国”的挑战。余永定直言，当前全世界的富豪都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合作。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富人的海外运作、资产转移、避税等行为已经极为普遍，引起反弹，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这一情况；而中国的这一趋势正越来越突显。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在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一旦企业和富人资产转移和转移资产式海外投资等行为发展过度，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会相对受损。但堵不如疏，从国家层面，顺应资源配置的规律，尽量创造更适宜的投资、经营环境，提高对劳动者的教育和转型投资，恐怕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