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一、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现在决策层面有两个说法。一个叫“三期叠加”，一个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四降”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不管是党的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理论上来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分析，GDP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方分析，供给方也是三个因素，就是GDP总量或是GDP增长，由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决定。这三者假定所有资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这是总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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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2009年以来，不管政府还是学者，主流的办法是从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2009年开始有人说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三驾马车没有力量。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应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扩需求、保增长。过去保8%到后来的保7%、保6.5%等等。
扩需求用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扩大出口需求，看起来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比较集中的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市化。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它把需求说成是消费欲望，但问题在于我们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它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不是用一个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增长多少，但因为效率没有提高所以很快就不行了，企业受不了。
有一件事政府比较愿意做的，就是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加上政府可以运用动员资源的能力、发钞票的能力增加投资。但是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说不通，很明显，三驾马车起来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我们的问题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个长期问题。更加现实的是，这套东西做出的政策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有它的无效性和带来的副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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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的后遗症是杠杆率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这是麦肯锡去年发表的中国杠杆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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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一位研究人员说不算高，充其量中国总的杠杆率就是300，日本是400。但是我们结构很不好，日本负债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负债。中央政府负债，如果整个国家实力在那里，政府也比较稳固，负债大了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我们的政府负债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要比中央政府要差。现在中国中央政府负债其实还有余地，所以财政部长楼继伟才说，现在的办法是在中央政府加一点杠杆，把其他方面的杠杆降下来，使得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更加严重的是，我们的企业负债率太高，企业负债率是中国负债率最高的一个部分。2014年非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125，现在比这个数还要高。欧盟的要求是非金融机构不能超过90%，企业的负债率这么高会不断地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跑路等情况，而且这是有连锁反应的。如果总负债率太高，发生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偿债困难的频率就会增加。而如果连锁反应影响面太大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就大了。所以需要去杠杆，不能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因为结果一定是杠杆率继续提高。
2009年以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经济学家都是说供给方，供给侧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015年3月的一篇论文里，日文有汉字“供给侧”。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效率。供给方的资本跟需求方不太一样，需求方讲的是投资，供给方是资本形成。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中国的模式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
本世纪初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说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于GDP的贡献是47%，世界银行报告说英国是19%，德国是19%，日本是21%，美国是19%，韩国比较高29%，俄罗斯也比较高20%，印度也比较高30%，但是没有一个到接近于50%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还有劳动力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有进步，进步就是效率提高，青木昌彦的那篇文章分析得非常细致，他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过去工业化过程是城乡隔绝的，资源是不能流动的，改革以后城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所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土地资源、劳动资源）大量流入到城市，使效率提高。
开放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要从过去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到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对此观点近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高。
二、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很少用，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体制改革翻译成英文Structural reform。他们的意思不是调结构，是制度上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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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一定要防止，把它解释为政府调整结构。这在中国非常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拿手、最顺手的。
三、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怎么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大概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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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抓紧这段时间推进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归根到底，这是为了赢得时间推进改革。
四、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实际工作中往往让二者平起平坐，市场起作用，政府也要尽量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们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实践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变成了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不一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我觉得是说清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管政府的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市场承担。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产能盲目扩大，但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没有可能知道什么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看得准的很有限。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的支持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很多弱化竞争直接干预的事情，其实效果是不好的。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1月财政部发了通知查“骗补”，产量一下就下来了，因为一个月拿到补贴的有8万辆，上牌照的只有1万辆，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工信部说这是小概率现象，但是这个事件不是太小的概率。总之，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
本文为作者4月19日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所做报告发言要点，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