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是林彪嫡系旧部，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一号号令”。林彪事件之后，被打倒，被审查，被关押，一家人也因此星散天涯，各自零落。这一家人与林彪的渊源至此尚未完结。“九·一三”事件后，在蒙古处理坠机事宜的驻蒙大使，是阎明后来的岳父许文益，他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启用停了多年的“中苏热线”;而这条热线，正是阎明的外公孙继述多年之前亲手架设。天意从来弄人，一家三代，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不过林彪。本文选自2010年10月《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林东林。
军事上，林彪是天才，隐忍、蓄势、反扑;性格上，林彪极内向，孤僻、倔强、好胜。但也许他只是一把镆铘之剑，而非握剑的手。
已盖棺论定的“一号号令”和林彪“反革命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事都瞒不过的毛泽东，明明知道“一号号令”，为什么却从不高兴，一下子变成不知道?
历史叙述的幽微处经得起多少推敲?
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更大的山头
人物周刊：你父亲原来是吕正操手下?
阎明：我父亲在冀中军区时是吕正操手下，到东北也跟着他，后来吕正操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有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一起去。父亲给他写了一个条子，说不能去，下面已经有人议论，说我是吕司令山头的人。所以他就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我父亲后来说，他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最后还是受了牵连。
人物周刊：他后来一直做林彪的部下，他们关系怎么样?
阎明：我父亲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们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个人关系没有。部队界限分明，领导就是领导，部属就是部属。1945年东北民主联军时，他就是林彪的作战参谋，辽沈战役是作战科副科长，后来跟林彪打到湖南衡宝——那是林彪直接指挥的，后来他身体不行了。我父亲那时就跟林彪分开了，“四野”到广州后，林彪到中央当领导了。
父亲后来跟林彪是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他北调到北京做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原先是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他调北京也不是林彪要调，是黄永胜先来北京当总参谋长，用了一些“四野”的人。在广州军区黄永胜是司令，我父亲是参谋长，顺手就调过来了。
人物周刊：那你父亲跟黄永胜关系怎么样?
阎明：也是上下级，没什么私交。工作上我父亲有建议权，但必须服从命令;生活上没什么来往，但我父亲跟他比较熟。
黄永胜这个人，坊间传他这不好、那不好，但他是很能打仗的，是个名副其实的战将。再一个，他不拘一格、知人善用，爱用年轻有才的干部，治军很有一手，在广州军区是出了名的。
人物周刊：到了北京后，你父亲、黄永胜、吴法宪他们都是林彪的人吗?
阎明：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都是毛主席的人，是不是?不能算林彪身上。照理说黄、吴、李、邱，包括我父亲，在党内、军队里担任那么高的职位，这个没有毛泽东点头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父亲对林彪是什么看法?
阎明：战争年代我父亲长期跟随林彪，一直是他指挥班子的核心成员，对林彪的指挥才能很钦佩。林彪打仗很有一套，稳、准、狠。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我们也只能听老人讲讲，凡是跟林彪打过仗、在“四野”呆过的老人，都对林彪的指挥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跟林彪打仗，按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爽”，非常痛快，总能打胜仗。当时“四野”传唱“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红旗一展大军齐向前……猛打、猛冲、一直猛追赶”。这是心里话。
人物周刊：据说林彪性格不好，他是不是很记仇?
阎明：我不知道这是指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十分清楚。但是作为军事将领，复仇心理是必须的，那就是不服输。你整我，我就非得整死你。当兵的必须有这种心理，性格太善良的人当不了兵也做不了买卖。所以说林彪在四平被白崇禧整了一回，那肯定要削他，不仅林彪，全体“四野”将士都是恨不得将他一口咬死!
“一号号令”是我父亲发出来的
人物周刊：那“一号号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阎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由政治分歧发展到军事对立，特别是珍宝岛战役之后，两国都在极积备战。1969年，中央军委在前进指挥所驻地开会，我父亲住在山下离开会地远，赶到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了。
父亲一进门，黄永胜就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他传达了几点指示，父亲整理完后，说：“加个编号吧!”值班参谋问按什么顺序，父亲说既然是“前指”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后来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人物周刊：毛主席知道“一号号令”吗?
阎明：知道。你看汪东兴回忆录，当时毛泽东看了这个号令很不高兴，划根火柴就把它烧了。先烧了信纸，后来又要烧信封。汪东兴不让烧，说以后要存档的。毛泽东这才作罢。
当天周总理曾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是否知道此事，得知主席不高兴了，周总理很惊诧，但也没有说话。后来在批林时，周总理还问过毛主席知不知道“一号号令”，毛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从来没听说过!
毛泽东靠武装斗争起家，对军事牢牢把握。特别是“文革”时，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搞一个5公里越野也要报告，发布“一号号令”怎么瞒得住他?如果没有他默认，他知道后，怎么不撤销?
看样子，是编号把毛泽东惹不高兴了。中国自古是以“一”为大，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我父亲把它用在林彪身上，显然不妥。当时他到北京才3个月，这些犯忌的事他真是不清楚，一不留神就惹毛泽东生气了。
代价是他为此被羁押了7年半。
人物周刊：既然毛泽东知道“一号号令”，怎么一直到林彪出事都没有动你父亲?
阎明：当时紧急备战是中央的中心工作，军队确实在做反侵略的戒备工作，尽管编号不妥，惹老人家不高兴，工作还要进行。我觉得那时候毛泽东也没有不相信林彪，只是后来林彪自己没做好，胆敢和老人家翻脸，才跟他算账了，把“一号号令”翻出来，一锅烩。“文革”那种政治环境，什么事都无限上纲，“一号号令”完全可以大做文章。1969年的时候，毛泽东不会说林彪是在搞反革命政变的。
实事求是讲，军人最务实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人，没有谁是想推翻共产党的，没有谁是愿意国家衰败的。林彪当时主抓了很多现代化项目，包括原子弹、导弹、核潜艇。他是主张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林彪对“文革”肯定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对“四人帮”这拨人很抵触。实际上从“文革”开始他们就势不两立，是死掐的。
周总理要父亲去国务院当副总理
人物周刊：林彪出逃后，你父亲就被抓起来了?
阎明：刚开始没有抓，9月13日那天林彪出去了，当时国内非常紧张，但包括黄、吴、李、邱都没有被关押，周总理还跟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3日前后我父亲还随李先念去访问越南，原先计划代表团回国，我父亲留下来与越南当时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一起越过北纬17度分界线，考察战场，准备“解放”越南南方。但最后计划有变，可能怕我父亲跑了，所以他也跟李先念回来了。上面可能有交待，得把阎仲川看好了。到机场之后，周恩来、李先念跟我父亲谈话，说黄永胜陷得非常深，要他揭发。就这样被带走了，连趟家也没回。之后父亲就长期被关押了。
人物周刊：之前周总理对你父亲的印象怎么样?
阎明：周总理对我父亲印象非常好。“文革”期间，周总理多次到广州，我父亲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有很多工作直接跟周总理汇报，总理也觉得父亲做事比较稳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拿捏得比较到位。父亲调到北京后，周总理找他谈过话，叫他别当副总参谋长了，去国务院当副总理。父亲说，他长时间在军队干，地方的事不太了解，婉言谢绝了。这事是周总理明着跟他提的，后来父亲亲口跟我说的。
人物周刊：那周总理怎么没有保他，还让他揭发黄永胜?
阎明：情况还没搞清楚，总理是不会去保我父亲的。再一个，从共产党历史上看，遇到一些重大事件之后，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态度，跟中央绝对保持一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国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周总理谁都保不了!
人物周刊：你父亲被关押审查，7年半中周总理一直没过问?
阎明：我听周总理身边的人说，总理病重期间曾经问过，说你们是不是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那时候我在部队面临复员，北京有消息传给我，说你爸爸可能要平反，周恩来发话了。
当时挺高兴，觉得快熬出头了。但随后又搞“批林批孔”，目标就是周恩来!我父亲就在大牢呆下去了。
林彪摔死在蒙古，是我岳父去收的尸
人物周刊：林彪坠机时，你后来的岳父许文益是驻蒙大使，他怎么处理的?
阎明：他去蒙古才20天就碰到了林彪坠机。处理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忠实履行驻外使节的责任，如实把情况报告给了北京。因为驻外使节权力有限，我岳父冒了被处分的风险，启用停了多年的中苏热线电话，才将飞机失事的电报传送回国内。
天下事就是巧，这条“中苏热线”最早还是我姥爷孙继述作为中苏热线总队长亲自带人去架设的，没想到多年后派上了这个用场。发回国内的电报直接送到了外交部代外长姬鹏飞的手上，姬鹏飞又报送毛泽东、周恩来。
人物周刊：后来你岳父有没有跟你提到过坠机现场?
阎明：那真是惨不忍睹。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都烧得分不清谁是谁了，后来比对照片才查出来。林彪头皮绽裂，头骨外露;叶群烧得轻点;林立果脸都烧成麻花了。还找到了林彪空军大院0002号的出入证，其他的还有司机杨振纲、机械师邵起良等人。
我岳父跟蒙古方面谈好，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对他们进行土葬。他带领使馆人员毕恭毕敬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当然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坠机的是林彪一行人。
人物周刊：中央对你岳父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方式是什么态度?
阎明：很满意了，尤其是周恩来，对我岳父及时启用“中苏热线”向国内报告情况非常满意，不仅没处分，还表扬了他。
虽然我岳父只是驻外大使，不是重要人物，但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使他成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岳父还去过蒙古，见过了当年处理这个事情的老朋友，大家都在刻意回避这段历史。
我岳父是建国初期干起的老外交官，在外交部干部司和世界知识出版社都呆过，后又去黎巴嫩当过大使，最后调回外交部准备当部长助理，正赶上中央推动干部年轻化，超龄，一刀切，回家休息。老头是很正派一个人，上海南汇县的，但是说话办事很像北方汉子。
父亲给北京军区司令写信，装上了假牙
人物周刊：因为林彪，你父亲被批斗过很多次吧?
阎明：那肯定的，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我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黑布老棉鞋。
叫他坐下后，他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台下总参的女干部就会领头狂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人物周刊：你父亲关押期间，你去见过他么?
阎明：一开始不让见，后来见了。我父亲属于审查没结论，我们不断上访，军委上访处和中央上访处，基本每天都去。大概有一年多，同意见面了。见面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交待了若干项“不准”，说阎仲川还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
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母亲认出来那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父亲被带了进来，剃了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因为没有刮胡刀，每次推头时就把胡子一块儿推掉。
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不太利索，整个人短了一大截。一口牙除了前面一颗门牙呲在外面，其余的都掉光了。
父亲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快走时母亲让父亲向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父亲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救过他的命!”果然，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过问下，我父亲的假牙就装上了。
人物周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阎明：见了一面没多久就放出来了。1979年4月份解除关押，在家等待结论，等了3年。1982年总参领导代表组织向我父亲宣布结论，但结论不提“一号号令”问题，笼统地讲我父亲在总部、在广州犯的错误很严重。
人物周刊：你写《往事不忍成历史》，只是为了回忆，还是想平反、控诉?
阎明：没有，什么动机都没有。
讲客观一点，我是在向人们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任何其他动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因为我父亲，我们受牵连肯定是有的。母亲从家里被扫地出门了，子女从部队被扫地出门了，一点想法都没有不可能。我们现在就是普通人，走到现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身上已经没什么政治光环了，更多是被人在后脊梁指指戳戳，说他父亲是“一号号令”制造者，是林彪的人，并不是什么好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