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疆喀什出发前往红其拉甫口岸。近年，这一带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地带。汽车沿喀喇昆仑公路经塔什库尔干县前往红其拉甫口岸。这条公路正在翻修，很多路段车辆要在辅道行驶，十分颠簸。道路两侧多是崇山峻岭，刮风下雪，都可能造成石头滚落。道路狭窄，稍有不慎，车也可能滑落到深谷。司机是当地少数民族，非常熟悉地形，这让人安心。这条公路1966年通车，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路长1032公里，其中中方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为建这条公路，中巴双方有700余人牺牲。
这一带，自古是东西交通要道，留有玄奘、高仙芝、马可波罗等人足迹。喀喇昆仑公路两侧山势险峻，标高3、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今天以车代步尚觉劳顿，完全依双足或马匹旅行的时代，其困难可想而知。
红其拉甫口岸，标高4693米。这口岸在中国很有名，因曾上过“春晚”。在这里戍边，相当艰苦。尤其冬天，如下大雪，补给往往困难。但是，今后，这里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通道，可能发挥日益重要作用。2015年，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承诺援巴460亿美元，这相当于巴基斯坦每年GDP的1/4。据说，援助将用于铁路、输油管线、输电设施、因特网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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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重庆开往中亚的定期货车 |
“一带一路”的提出，源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及印尼的两次讲话。此后，这个概念日益占据中国外交中心。“一带一路”被译作One Belt And One Road，但具体到底说什么，很多人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项外交政策呢，抑或是一个国际组织构想，许多人感到无法触摸。但另一方面，这个概念绝非“大而无当”，其中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实体、项目支撑，我们知道，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巴经济走廊”等各种新机构、新计划，都在这大构想下逐步展开。
的确，以传统外交思维，很难理解“一带一路”。日前在东京开会，有一著名日本教授问中国专家。中国专家解释，“一带一路”有3层意思。第一，意味着古老丝绸之路历史的复兴。从沟通东西贸易来讲，“一带一路”沿线65国互联互通，这个复兴可谓壮观。第二，“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体系，不是会员制，对象不限于上述65国，不存在排他性。以亚投行成员看，其实也不限于亚洲，欧洲、非洲都有参加。第三，这个概念，还强调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的交流。如上述官员解释，这个概念可谓无所不包。依西人观点，一个概念太大，就难理解。但对中国人来说，并无违和感。中国人更重“实践理性”。在行动中确认概念，充实概念，做实概念。这就是东西观念之差异。 有人说，“一带一路”目的是对抗TPP。其实，这个构想的目的，远非对抗。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组织，既无组织机构，更无组织纲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会员。“一带一路”用中国政府的话说，这是一个“愿景”，同时也是一种“行动”。“一带一路”不要求取代任何现行组织，反而希望与现有国际组织协调，沟通。今天亚洲与世界，已有很多组织了。如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会议（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等。这些组织，各司其职，而“一带一路”构想，用中方的话说，就是要在考虑上述地域性组织功能的基础上，发挥补充功能。
“一带一路”不是国际机构、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一种理念。“一带一路”没有敌人，它为理念而整合，而包容。这是“一带一路”非常厉害之处。与近代或战后兴起的各种国际组织截然不同。中国外交已然发生了一个重大革命，即“一带一路”外交，则是全方位、内外结合的开放。实施机构，不仅限于外交部，可以说这是一场全民外交、整体外交。
近代后，世界财富、权力中心向海洋国家积聚，大陆国家则渐失原有地位，广大欧亚大陆被排除在世界中心舞台外，主要原因还是互联互通成本昂贵。今天，“一带一路”提出，既有恢复古老东西贸易的思考，也是500年来“陆权”的一次复兴。从现实看，被近代世界疏远了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最缺乏的，不是“更高层的自由贸易区”，而是互通道路、好的道路、安全的道路，以及好的运输工具。即使在今天，欧亚大陆多数地区，都渴望道路、渴望电力、渴望快捷的运输工具。
500年以来，世界秩序基本由海洋国家规定。今天，欧亚大陆众多内陆国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世界史，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历史，以大陆国家互联互通开始。“一带一路”构想，正在行动。到本世纪中叶，甚至本世界末，欧亚大陆都需要更多的机场，更快的铁路，更多的发电站。届时，中亚草原、高山峻岭，将不会阻断欧亚大陆各人民的彼此联系。大量空港、高铁、高速公路将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那时，欧亚大陆人民，彼此将不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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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迪 |
“一带一路”，用中国智库的话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但这个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外交范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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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迪 简历
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专栏作家。哈尔滨人。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修了（法学博士）。曾任人民日報国际部编辑记者、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著有《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三味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