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胡舒立先生的文章
为改革留足空间
跌宕起伏的2016年刚刚过去，希望与风险交织的2017年已然走来。展望新一年中国发展与改革大势，我们认为，主题应是“改革执行力”。为此，应弱化经济增长目标的刚性，为改革预留足够的弹性。
过去一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许多变局为世人始料未及。全球化进入高度不确定时期；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摆脱增长乏力之态，凸显中长期结构性痼疾。在中国，旧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问题显露无遗，这同样是结构性问题。
当务之急是充分认识当下中国经济中的潜在风险，重点防范日益凸显的金融风险。新年伊始，就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而非通过种种“准财政手段”加码来稳增长，同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按照既定顶层设计，切实推进改革。
长久以来，中国习惯于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这表明了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却也渐渐导致诸多弊端。即便在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后，当实现原定增长目标相当吃力之时， 有些政策制定者仍然囿于“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凭借政策刺激也要上”的思维，不惜代价保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等问题日益严重。这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手段，显然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背道而驰。纵览全球，极少有市场经济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多的国家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指标，且只作为制定政策的基准，而非务必达到的目标。
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对增长目标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近年来，经济增长已经从约束性指标变为预期性指标，2016年增速目标首次采用区间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仍将稳增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却并未强调“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长目标再度被淡化。
发生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前期稳增长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效力将持续，经济增速剧烈下滑风险不大，同时，各种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并对系统性稳定形成威胁。如果由于片面追求稳增长而延迟处置风险，中国经济则可能受到较大冲击，事与愿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我们认为，这些风险点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在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制造业处境艰难，而杠杆率仍在攀升，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仍在高位，未来不良率可能提高；前期稳增长过程中，专项建设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准财政手段”，操作不够规范，导致一些地方隐性债务增加；在房地产去库存和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政策导向下，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这不仅推高了其他实体经济部门的成本，也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在金融部门内部，通过花样百出的“创新”，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事实上的次贷产品，涌入监管空白地带，并且跨市场、多方式不断加杠杆。一旦市场出现波动，高杠杆、久期错配所带来的流动性危机一触即发。2016年年末的债市震荡即为例证。
此外，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增强，若中国金融风险抬头，资本外流的规模将更大。
过往20多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但渐渐形成三大失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已提出警示后仍无根本改观：一是实体经济内部存在供需失衡，在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另一些行业需求结构升级迟迟不能得到满足；二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业陷入自我循环、自我炒作的怪圈，而其竞争力并无显著提升；三是房地产和其他实体经济间的失衡，房地产染上了过多的金融属性。
前述风险正是这三大失衡的具体体现。对这些风险点自应有不同的长短期处置方式，但是，加速推进全方位改革方为治本之策。惟有深化改革，纠正这三大失衡，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国内外投资者才会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三年有余，改革方向已明，但落实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国企、财税、土地、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进展缓慢，制约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推进。其中固然有既得利益集团作祟因素，但是，“促改革”往往有意无意为稳增长让路，亦不可轻视。在2017年诸项改革中，国企国资改革被放在首位，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一部署是得当的，市场主体需要通过实绩来验证中国推进改革的决心。
重重风险不能成为改革的负动能。在辨明形势之后，中国还是要强调定力和大国担当，要从世界格局变化中看到改革的动力和机会。2017年，有坦途，亦有险滩，而后者更值得警醒。防风险、处置一批风险点，应当是各级政府、各部门工作的重点；而消除风险源别无他途，惟有全面深化改革。
（以上文为2017年1月2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期社评）
评论：
提高改革执行：这凸显政令政策不能执行的中国现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政治系统的问题，权利没有监督，执政党和执政者的选拔和自身的政治风险没有社会正义，即便目前的当权者希望改变，但是脑子里有愿望，身体不配合。
弱化经济增长目标: 一旦改革就一定会触动各方利益，即使各方利益配合，结构的改变必然冲击生产的增长，不是一下子就会有效益，因此单纯注重增长速度，追求增长，就没办法改革。因此希望值要降低。
20多年经济高歌猛进渐渐形成三大失衡： 人们在追求利益和物质的同时，社会的道德和社会公义在一党制系统下持续败坏，整个的社会道德思想体系被破坏，使得经济问题走向极端，没有法制而且社会也不遵守法制，人人希望钻空子，找便宜，这样这三大失衡也是必然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最大。
改革方向已明，但落实不尽如人意：说明社会的带有普遍性的代表性的既定利益大众（既得利益集团只是一种表现）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经济下滑无法避免的多数人利益受到损失包括利益集团也包括大众，因此大家不想更新，不愿改革，改革在今天不再是一个可以鼓舞人心，激励社会的语言，没有实质的东西和没有好处的改革反而让改革这个词成为了一个幌子。
重重风险不能成为改革的负动能：强调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改革
从世界格局变化中看到改革的动力和机会：这句话很有意思，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什么？改革的动力和机会又指什么？
世界的格局在过去的20多年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消亡之中，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事情么？现在其实是后共产主义潮流的时代，而中国一直在这个时代的后面，但中国没有感觉因为先进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在高增长的傲慢中忽视了系统的根本-即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和不可分割。当中国人嘲笑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改革的时候，今天是中国面对不进行政治改革的麻烦的时候，如果再不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机会会越来越少，最后的演变未必可知。
那么最新的5年的世界格局是欧洲共同体的失落，美国撤出伊拉克，逐渐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土的安全和国内经济上-川普的当选确定了这个方向，这个美国人用选票得出的结论。因此美国的对外平衡必然会是一种手段不会是一种哲学-这个意思就是美国会在策略上压制中国和苏联甚至会在每个地缘范围搞地缘政治的平衡，但这一切的核心在于把风险化解在美国本土之外，本土的安全和发展才可以得以保证。这是中国的机会，因为这为中国的改革可能产生的风险带来了空间，即中国经济的降低和缓慢不会在国际上带来受侵略和失去地盘的风险，况且美国历来希望的是中国政治的稳定和可预见性而不是毛时代政府的输出革命和不可预见性，世界已经不是冷战时代，当中国希望别人放弃冷战思维的时候，自己是否也可以放弃这样的思维，走到世界范畴的系统思考上面呢？因此这个世界的格局给中国的空间就是改革的动力和机会。
中国不在政治上改变党集权不建立社会公义的正道德环境，不依法执行法律公正即使这个法律是自己定的，而是执政党依靠权力玩弄自己制定的规则（比如政府干把律师都抓起来这样的事情），就无法使得政治和经济的分配产生社会性的基本均衡-这包括在共产党内部的平衡，中国共产党不让人们在信仰上自由而让党权利凌驾在民间正信之上，中国的民间智慧和生产力，就会以不均衡的势态发出，人们会投机和取巧，社会道德就没有办法提高而只能滑下去。党权利主导道德正义违背政府的本质，政府就是一个管理机构，国家毕竟是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的，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否则党一定要扮演上帝，那真的就是后果很严重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未必就是西方民主的形式，但是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不良的制衡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阴阳和太极学说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髓，而中国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直在偏离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一直在走极端而不是在平衡当中，这是共产党必须面对中华民族做个历史交代的问题，现在还有机会，拖下去难度更大。
消除风险源别无他途，惟有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文化的语言艺术非常的高超，其实除了改革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而且改革必须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改革必须是深化的不是肤浅的，可是多少是全面多深是深化这个也没有一定非要说破吧，道路在前，君自珍重，我的忠诚的谏言也就只能说道这里了，2017年以后会怎样，大家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