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日本后，我接触过各地、各国的人们，当然接触最多的是日本人，其次有汉语圈的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等，由于英语不好，接触欧美人不多，但是在工作中也有若干接触，从我的印象出发，日本人是最讲信用的族群，当然需要事先声明，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指我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普通日本人，不是指决定国家大计方针政治家等，他们说出去的话有时不能兑现，那也许是由于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制衡所致，不是一个人仅靠个人品质就能够实现的，也不包括那些历史上的日本人，因为没有接触到过，我不知道。
比如说人们有时在分别时会说一句话：“我过后给你打电话”，我到台湾去过多次，多次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说，但是我几乎没有接到过说过这种话的人们的电话，在日本却几乎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那时我想，可能是这种人碰巧都让我遇上了，或者这句话在台湾只是一句客套话，并不含有一定要实现的意思，是为了表现一种“不忍离别”的情绪，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圆滑吧。我也接触过一些香港人，有时并不是这样随便地说一句，而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请约好打电话，但是仍有接不到电话的时候，大陆人最近接受日本的习惯较快，在守约的事情上比以前有所改进，但是和日本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日本人却不是如此，如果他(或她）对你说：“我过后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几乎100%是要打过来的，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日本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笔记本，记下他们和别人的约定和其他的安排，为的就是不忘记约定。日本人将这种笔记本叫做“手帐”。恐怕日本是世界上手帐最发达的国家，几乎人手一册。一般和日本人见面时，他们都会拿出手帐记下和你的一切约定。手帐是按照日历来编排的，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新年度手帐上市。也许，我们中国人在违约时会想出种种的理由来，诸如“我忘记了”等等，但是日本人这个几乎人手一册的手帐，可能其功能就是在你的面前堵住了他一旦不守约时用诸如“我忘记了”等托词逃避责任的后路，用来约束自己不要违约，同时也向你誓言他不会违约，因此日本人一般也都不会忘记和你的约定。
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2012年对来日研修的114名外国研修员的抽样调查，在有关对日本人的印象的提问中，认为日本人“守约（严格守时）”的最多，这样的回答达109次，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了日本人的这一特征。(1)
记得我在做留学生打工的时候，有一次迟到了，我说了一大堆的理由，而带我们工作的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日本成语：“男子汉，不强词夺理。”这句话使我非常受震撼，那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不守约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
日本作家太宰治有一篇发表于1940年的著名短篇小说《奔跑吧 ，梅洛斯》，讲的故事是一名淳朴的牧羊青年梅洛斯，为了准备妹妹的婚礼，到小城锡拉库斯去购买新婚用品。他觉得街上的气氛特别沉郁，问街上的人们是什么原因？人们告诉他：因为国君迪奥尼斯疑心甚深，杀死了许多人。国王的这一暴行激怒了牧羊人，他决心暗杀这个暴君，但是暗杀未遂被捕，结果当然是要被处死。被捕后梅洛斯说自己要给妹妹完婚，希望国王给他三天宽限，在被处决前一定会回来，并让自己的挚友，在锡拉库斯城做工的石匠塞里努丢斯作为人质留在国王那里。国王虽然不相信他，但是为了证明他对人们的多疑是正确的，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梅洛斯为妹妹办好婚礼以后，在返回锡拉库斯城的时候，经受了河水泛滥、山贼（应是奉国王之命前来伏击的杀手）袭击等，使本来可以轻松到达的路程充满了艰难，他搏击浊流，打倒山贼，筋疲力尽，倒在地上，一度曾经绝望地想放弃自己的努力，但是为了让国王意识到自己多疑的错误与丑恶，拯救自己的挚友，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奔向锡拉库斯，在第三天黄昏终于到达锡拉库斯，履行了承诺，当他和朋友塞里努丢斯拥抱在一起时，国王羞愧不已，希望自己也成为他们的朋友。（2）
虽然这部作品是改编自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Die Bürgschaft》，而席勒的这个故事源头是古希腊的罗马作家盖乌斯的《达蒙和皮西厄斯（英语：Damon and Pythias）》，但是太宰治对作品充满创造性的改编使这部作品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反响，并且经久不衰，从1955年开始，被NHK电视台、东宝、朝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等排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也被编入日本国语教科书。不管太宰治本人是不是守约的人，这部小说在日本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证明了日本人对讲信用、冒死履约这种品质的充分的肯定、向往和赞美的心情。
在遵守时间，准时正点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接触过的最守时的族群。我们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的同胞在守时这一点上，远不如日本人。记得80年代，我曾陪同一个来中国学汉语的代表团，其中有一位日本人说：中国人每个人都带一块手表，但是就是不守时。听到这话后我很羞愧，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在守时守约这一点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口头上约好的事，变更率相当高，而日本人和你约好的事，是记入手帐的时间表里的，变更率非常低。我也在工作中接触过法国人，有时他们的不守时等令我哭笑不得。
对于日本人这种守约、守时的感觉，我想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可以实证的。据日本专门研究铁路问题等的作家三户祐子介绍：“据JR东日本（日本最大的铁道公司）的数据（1999年），日本一辆列车的晚点率，新干线平均为0.3分；普通列车平均1.0分，新干线95％正点；普通列车87％（延迟不满１分钟），有的年份有大雪、大雨等，因此在统计上也有若干的不同，但是在这十几年里，每年每列车的平均晚点时间都在1分钟以下。
欧洲也有同种数字，据英国的铁道杂志Rai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上所登载的数字（1992年），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列车正点率大致都在90%前后。人们会觉得，这些国家和日本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嘛，其实日本的统计和外国的统计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日本的统计中，延迟1分钟以上的，都作为‘晚点’统计，而在外国，延迟10分或15分，都不被作为‘晚点’。
如法国的超高速铁路TGV东南线，其正点率被统计为‘91.8%’，而这里面包括延迟14分以下的列车，即使是延迟13分钟的列车，在统计上也都被作为‘正点’，不作为‘晚点’统计，而意大利的普通列车，15分钟以上延迟，才被作为‘晚点’，英国的‘城际铁路（Inter city）’10分以上才算‘晚点’，因此统计出了90%左右的正点率，可见日本和这些其他国家在统计的出发点和想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3）
日本的铁路，就是日本人严格守时、守约习惯最有代表性的象征。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教授艾琳-梅耶尔(Erin Meyer)日前出版了一本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他在书中认为：德国、日本、荷兰等国民比较守时，而沙特阿拉伯、中国、巴西等国民不太守时。（4）但是就是德国的铁路，也是将延迟5分钟之内都算“正点”，还远不及日本。（5）
我想，日本的守信用，一方面是因为国土狭小，能源贫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想胜出，必须强调效率，而在人与人构成的集团中，只有守约、守时的集团才能有高效率；另一方面，这种习惯也可能来自渗透到日本日常伦理中的儒家传统。历史上武士阶层，很重视儒教的“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但是在排列“五德”的顺序和评价其轻重时与中国的儒学有所不同，与中国把“仁”作为“五德”之首不同，他们把“忠”作为贯穿“五德”之“义”，将“武士说一不二”的“诚”作为道德的核心。可能这种传统也影响到了现代的日本人，三户祐子认为：“正像人们发现了新教伦理和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一样，儒教伦理的普及也对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5)
有一次，我去一位朋友家，看见了日本政界大佬小泽一郎为他写下的手书：“百计不如一诚”，这句话使我很震撼，也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诚”在日本日常伦理中的份量。日本有一句常用的成语，就是“纶言如汗”（綸言汗のごとし），我常在书上看到这句话，但是不懂，经过查字典我才知道，这句话出自中国典籍《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郑玄注：“言言出弥大也。”这里是说皇帝的话，一说出来就像汗流出后不能收回，而日本把这句话是当做普通人应该做到的准则来约束自己的，令我感叹，也使我为自己这个自以为有点文化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而感到羞愧。
（1）“ JICA研修员的‘日本的印象’：认真和善,对‘人品’印象好—来自JICA中国课题研修员的问卷调查”, http://www.jica.go.jp/chugoku/office/ku57pq00000bq5z7-att/2014_05.pdf。
（2）见太宰治《奔跑吧 ，梅洛斯》，《太宰治作品集》3，筑摩书房，1998年版。
（3）三户祐子《正点发车–世界上的铁路运输为什么日本最准时？》，新潮社，2005年版，14-15页。
（4）Gus Lubin“八张图表揭秘不同文化的天壤地别”，http://www.bowenwang.com.cn/the-culture-map-8-scales-for-work
（5）见三户祐子《正点发车–世界上的铁路运输为什么日本最准时？》，新潮社，2005年版，14-15页。
（6）同上,44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