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
在2013年，大陆翻译出版过一本《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2008年）。在这本关于当年东德政府极权统治之下禁书审查与传播的书中，作者说，在东德的图书管理学典范著作和文艺学专业字典 里，读者被告知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 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
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 仅显示政府的公开强制及民众的顺应顺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 观意志：“它不是统治集团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
2015年，大陆翻译出版了描述极权之下自我审查的《天鹅绒监狱》(The Velvet Prison, 1987)。如果说《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描绘的是极权制度下的阅读生态；那么，《天鹅绒监狱》所描绘的是极权制度下的写作生态。匈牙利作者米克洛什·哈 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在20世纪70年代曾参与发起过“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他发现后斯大林时期的审查制度成为了一种“进步的审查”，他将这种写作环境称 之为“天鹅绒监狱”。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并没有慷慨激烈地抨击审查制度，反而从极权制度下的作家们身上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挖掘国家与作家之间的共谋关 系。
他发现，后极权时代的审查已经从国家审查过渡到自我审查， 作家们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非对立关系。大量作家聚集在国家意志之下，加入国家旗帜下的作协与文联，不仅意味着身 份的提升，还获得利益的满足；即使自由撰稿人也不得不使用模糊化的词汇来躲避审查，或者主动提前“为国家着想”，规避敏感词汇与敏感话题。如果在写作中给 国家添麻烦，这不仅意味着无法发表文章而导致被读者遗忘，还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无法依靠写作为生。所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其实并不存在，你 必须成为“不自由撰稿人”，或者放弃写作行为，或者不依靠写作为生。“天鹅绒监狱”孕育了一种新的审查机制：国家不再发号施令，作家自觉揣摩圣意。
而此刻的中国，恰如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所描述的那样，曾经的东欧与当下的中国，穿越时空的距离，犹如孪生的空间，用译者戴潍娜的话说：“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声共气的‘爱情’。”
在中国，《天鹅绒监狱》的传播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有很大 关系。2009年，他在维也纳与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见面时，还被当面询问是否需要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稿子，这句话让许知远在往后的不同时间里，分别撰写了 四篇提及《天鹅绒监狱》的文章。在最先写下的《内在的审查》中，许知远写道：“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 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五年之后，许知远为香港媒体撰写了《当极权从巨蟒变成大象》，他终于承认自己变成了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所说的“写两个版本”的作 家：“几年来，我在审查制度与个人兴趣间达成了某种新平衡。我在海外中文世界自由的写作、出版可能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品，在中国国内出版非政治性的作 品。……如果再遇到他，我会说，我现在努力只写一个版本，但是经常难以做到……”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在《后记》第一句话里，就面临 着审查的禁忌，不得不将“许知远”的名字缩写成“知远”，方能通过审查顺利出版。有意思的是，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所评选的“2015年度好书”榜单 上，《天鹅绒监狱》被归为“艺术类”，大概是利用中文版腰封上出现的“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这句话，借助“艺术”的名义来躲避审查。这些同样精妙而反讽地 见证着该书所描绘的“镣铐下的美学”与“被囚禁的艺术”。
译者戴潍娜，江苏南通人，曾留学牛津大学，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她的身份多到难以归类：既写沉重的学术文章，又写空灵的童话故事，诗歌是她的主要文体；她还参与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甚至参与过《天天向上》、《一站到底》、《诗歌之王》等娱乐节目。
戴潍娜刚刚结束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研究周作人、鲁迅与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访问学者生活，接下来即将出版一本新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近日，她围绕《天鹅绒监狱》接受了采访。文章经过了编辑和删节，并经过受访者 的审阅。
问：为什么翻译《天鹅绒监狱》？
答：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 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大约是2011年暑假，许知远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 几页这本《天鹅绒监狱》，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 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许知远手里“顺”了过来。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 中国，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
问：在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而我们这个时代，互联网起来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很多人都会说“较之于以前……”
答：然而现实是，此刻的中国与70年代末的匈牙利并没那么大的差异啊。阅读这本书，你并不觉得书中在讲一件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问：在封底，有一段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话：“我想 描述的不是我们文化的皮肉，而是皮肉下面的骨架。吸引我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那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向下拽拉、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 引力。”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分析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与权力合谋共塑一种新型文化制度，这和中国自古以来“得君行道”的士阶层有何异同？
答：在中国古人信奉的天道里，“士”阶层要 负责沟通大地上的平民与苍穹上的老天的意旨。敬畏天神的古人认为，民众是无法直接与上天对话的，必须要经由“士”作为中间的传达者与释义者。可以说， “士”还承担了“巫”的职责，与神一起工作。到了天鹅绒监狱的时代，知识分子被地心引力不断下拽，用作者的俏皮话说——知识分子在用自身的衰退度量新型文 化制度的进步。
问：“天鹅绒监狱”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名词有什么特定的特征？
答：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 民主化革命，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意思是政权更迭并未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一系列东欧剧变 基本都属于这种柔滑过度。“天鹅绒监狱”由此引申得来，却更具有反讽效果和视觉触觉，以及想像力上的冲击。转型国家的美学政策开始由“军用”或“强硬”转 向（通常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民用”或“温和”。审查美学的进化，创造出一个柔滑的牢笼、体面的地狱。
问：封面上说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是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介绍一下这位在国内较为陌生的东欧作家。
答：“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强大的、敏感的真 理，名字叫做米克洛什·哈拉兹蒂。”他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是当代匈牙利非常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很年轻时，哈拉 兹蒂就写成了《工人国家的工人》(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此书在欧美传播深远。他同时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 动发起者之一。90年代，作为议会议员，他起草了匈牙利第一份自由出版法律。前几年他还忙着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
问：你在后记中说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境。有哪些方面的困境呢？
答：《天鹅绒监狱》采用的是一种冒犯读者的 写作。作者淘气的“双簧体”，必须小心谨慎加以区分。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就那么没完没了挑逗着读者的智力和辨 析力。“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 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需要仔细辨析那口气背后究 竟撒娇耍宝还是动了真气，最后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
问：能稍微介绍一下铁幕时代的东欧智识阶层的写作状况么？
答：《蓝色东欧》那套丛书对东欧智识阶层有 比较全面的译介，推荐大家去看。笼统地说，那是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因此哈拉兹蒂要采用“双簧体”的写作，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 境中都能存活。很多作家在恐怖高压下不得不以重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比如擦窗、驾驶起重机、挖掘地基这类苦役。当然，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换来了文艺上的成 就。有意思的是，按照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说法，西方很多作家甚至嫉妒他们在铁幕政治下写作的可怕压力和由此培育出来的明确使命。
问：铁幕之下的东欧智识阶层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答：萨拉蒙（Tomaž Šalamun，斯洛文尼亚诗人）说，东欧作家大多都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其他传统相遇”。我们往往惊叹地发现，那些狭小国度出产的作家身 上，常有一种超越民族性的、神秘又令人兴奋的文化气质。马赛克式的本土文化、基督教文明、犹太文化、欧洲理性主义等多种文化在那里交织混响，使得人很容易 变成艺术化的温暖的世界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非常的地方主义；很结实，同时又很轻盈；灾难深重，竟又一笑受刑。这些悖论创造出迷人的性格和意外之 举。就像克里玛（Ivan Klíma，捷克作家）说的，回敬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问：在莱涅尔-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nel-Lavastine)的《欧洲精神》中，作者断言，真正的欧洲精神，不在西方，而在那个不断地经历苦难、压制，却仍不懈怠地坚持自由人性 的东欧，在那些伟大的东欧异议者身上，才真正保留着重建新欧洲的精神基石。你怎么看呢？
答：在布拉格、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 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我们至今还能嗅到那个茨威格(Stefan Zweig)“昨日的世界”的残骸。大量艺术公民和世界主义者聚集的城市，一定意义上，也践行着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世界主义像一只巨大的乐器，将“民族 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演奏出世界及自身的高贵与甜美。而这一切始终是在对抗中完成的。那片被反复蹂躏的土地，有着拥抱矛盾，并且 融为一体的能力。
伊恩·克里玛提到查理大桥时写道：“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 始，欧洲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就一直在互相寻找。”作为欧洲文明沉默的一半，东欧既是欧洲文明的嫡传，又长期作为边缘化的“他者”存在；它既是欧洲文化的支 流，又是其受害者、补充者和批判者。它因而创造出极具穿透力的深刻与复杂，成为挽救“绦虫一类”的线性普遍化世界历史图景的多元力量。东欧异议者的抗争与 共存，保证了欧洲文化整体形式存在和复原的弹性。
问：在国内，很多写作者或出版人认为审查在形式上往往是粗暴的无知，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答：粗暴的无知——实在是严重低估了我们的 敌人。说到底，是缺乏精密观察力，缺乏对自我内在审视的结果。事实上，审查已变得日益精致，甚至性感。如今的审查，像追求情人般追杀自由文化，诱奸受害 者，使之成为同谋和共犯。审查官吸收了被审查者的意识，受害者习得了暴徒的语言。审查已延伸出全套诱捕工具、应对技巧，以及虐恋审美。
问：在被禁锢的国度，往往存在大量的“中立”人士，诸如大陆互联网上有一类群体被称之为“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这种现象该如何看待呢？中立缘何盛行？
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y)在《地下室手记》里就曾写过，即便最紊乱的想象力都是可被描述的，唯一不可以被形容和信任的，就是完全的合乎理性。所谓的“中 立”当中，都充满了内在的腐朽和严重的妥协气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庸常的帮凶。而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逻辑推断，这些“理中客”中的许多人迟早会在生命 结束时背叛自己。
鲁迅毕生攻击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不撄人心的中庸之治，认为 那是消极的衰耗的症侯，并将之称作民族文化机体中的肿瘤。肿瘤是扩散最快的，中立之盛行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智者调和节制与纵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比 如周作人，当公众极度保守时，周作人呼吁革命；一片左倾时，他又主张回到书斋。理性平衡，成为了一种高级的、有趣味的信仰。这与流行的扁平软弱的中立是有 极大区别的。
问：伴随着禁忌的禁锢，萨米亚特 （samizdat，源自俄语，指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或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写作形式暗流涌动，这是一种作为反抗的声音而存在的。我们还发现， 除去反抗的萨米亚特之外，甜蜜魅惑的心灵鸡汤以一种通过语言按摩而达到心灵慰藉的文学形式而盛行。它的被追捧与禁忌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答：如果说萨米亚特的地下文学负责高贵的反抗与重建，甜媚的妓女文学则负责抚摸按摩。多数人肯定是更乐意去按摩房。如果你的艺术能满足所有人，那就与妓女无异了。
问：在泛政治化的禁忌地带，往往政治化或道德化的站队问题，以此而形成了大量的争吵。站队现象，在知识界也已成为某种文化现象了，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答：乾隆时代文字狱里有一个常用词“非圣无法”，即打破禁忌，否定圣人，目无法统。历史上许多异类知识分子都曾被扣过非圣无法的帽子。仅举泰州学派为例，李贽等人都曾担过此等罪名，但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以“单个的人”出现，而不是以“团伙”形象出现。
要撼动禁忌，首先就是要打破教条。然而任何划清界限的站队，都是另一种教条！不论左派右派，鹦鹉学舌式的反抗都是最无益的。道德应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而非作为一种刑具。知识分子首先需要与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虚伪教条相搏斗。
问：面对禁忌，往往加剧戏谑与嘲讽的蔓延，借此似乎可以获取某种幸福感，你怎么看待这种戏谑的网络表达？
答：如果有“戏谑与嘲讽”的奥林匹克大赛， 王尔德肯定是夺冠热门，即便一百年过去了他还是秒杀我们时代的段子手。那种毒辣的俏皮话、语义间的巨大反转、充满违和感的迷人张力，是语言与心智的杂技表 演。必须把这种作为语言极限运动的戏谑，与如今肆虐网络的智力上贫血的表达区别开来。多数同质化的网络表达充其量只是一大群苍蝇的嗡嗡声。
问：你曾经说过，“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用的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答：调戏一下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和看似庄严 的意识怪兽。原诗的上下文是：辉煌雄辩的年代，诗人不仅口吐警句，还负责缔造出一个族群与众不同的灵魂质地，建构一个民族的品性，同时干预最强者的行动。 这个时代最好的存在，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个时代最反对的事物。我很早就在贫瘠的广场上暗暗发誓：要写作！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