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30日，在印尼共产党政变未遂后，印尼军队逮捕共产党青年，押往监狱
7月20日，海牙国际人民法庭（The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IPT）判决印尼政府在1965年的大屠杀中犯下“反人类罪”。法庭建议印尼政府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调查并惩处杀人者，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对于法庭的判决，印尼外交部发言人和数位官员纷纷表示，这个法庭的裁决没有法律约束力，印尼政府没有义务遵守。
印尼人权组织寻求国际法庭裁决
自从1998年军事强人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人权组织和幸存者们就开始呼吁，就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屠杀以及践踏人权事件寻求正义的裁决并问责。这些组织曾多次向印尼政府递交过请愿书，但几乎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答复。
由于在国内寻求正义无门，印尼的流亡人士、人权活动家、受害者成员等组织在荷兰海牙倡议并筹建了“国际人民法庭1965”（IPT 1965），由南非大法官雅库布（Zakeria Yacoob）出任首席法官。法庭于去年11月10日到13日举行了庭审，先后有20多位证人出席了听证，整个过程通过互联网向全球进行了直播。
今年7月20日，首席法官雅库布在南非开普敦宣读了法庭的裁决。法庭认定，印尼政府在1965年的大屠杀中犯有“反人类罪”，40万到50万的印尼 人遭到了残酷的杀戮，另有大约6万人蒙受了监禁、奴役、酷刑和性暴力等罪恶行径。法庭敦促印尼政府做出公开道歉，调查并惩处杀人者，并对受害者家属以及幸 存者进行赔偿。
法庭还判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印尼政府的帮凶，其中，美国不仅向印尼军方提供了武器，还提供了数千人的印尼共产主义分子名单。英国和澳大利亚利用本国媒体，帮助印尼军方向国际社会进行“政治宣传”（propaganda）。
印尼官方拒绝接受裁决
在2015年11月“国际人民法庭1965”开庭时，印尼政府还没了解法庭的性质，就开始指责荷兰政府试图干涉印尼内政。印尼政法与安全统筹部长潘 才旦（Luhut Binsar Panjaitan）当时表示，印尼不会对外国的干预唯命是从，他指责荷兰在殖民印尼期间曾犯下过大量反人权罪行，现在反过来扮演“正义”的角色，简直是 一种“耻辱”。（潘才旦以为该法庭由荷兰政府主导。）
7月21日，在法庭公布判决后，根据法新社报道，潘才旦再次表示，屠杀与否“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上司，印尼有我们自己的系统。”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纳西尔（Arrmanatha Nasir）宣称，这个法庭根本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印度尼西亚没有义务遵循法庭的建议。印尼国会发言人寇马儒丁（Ade Komarudin）则认为：“印尼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团结一致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
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同样拒绝接受法庭的裁决，根据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该发言人宣称，这个法庭“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法院或法庭，而是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澳大利亚拒绝“认为它在50年前那些事件中起到了任何形式的‘同谋’作用。”
印尼总统佐科在2014年大选期间曾经表示，一旦当选，他将致力于公正解决国家曾经经历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对于60年代的大屠杀，佐科也曾表示过， 可以在全国进行讨论。今年4月，正是由于佐科的首肯，印尼召开了一场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讨论会。不过，那场讨论会之后，印尼政府对于大屠杀事件的追查便不了 了之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旨在“警惕印尼共产党卷土重来”的媒体攻势。
印尼民间的反应
相对于印尼政府的矢口拒绝，印尼民间对判决的反应相对理性。《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7月22日 发表了题为《我们自己的大屠杀》的社论，社论指出，摆在印度尼西亚面前的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潘才旦部长所说的，拒绝法庭的判决。毕竟，那不是一 个正式的司法程序，可以当作是那些专门制造麻烦的活动家们的例行勾当。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底线，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用外国势力插手。不久前，我们已经 召开了两场关于60年代动乱和流血事件的讨论会，政府正在研究讨论会给出的建议。”
“另一种选择，是将这种恣意的侮辱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的集体意志和能量，去正视我们的过去……佐科总统之所以能当选，正是因为他曾经承诺过，要摆脱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结束那个逃避责罚和自我否定的时代，我们才能继续向前，实现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潜力。”
印度尼西亚大学政治学讲师瓦昏宁格罗姆（Ayu Wahyuningroem）发表了题为《正义被否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描述了4月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国际人民法庭1965”形成的一些细节，回顾了近年来印尼人权状况取得的一些进步。
他表示，印尼国内对于1965年事件态度的转变，有三次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是2013年，由人权组织“真相和正义联盟” （Coalition for Truth and Justice）在印尼5个城市举办了有关各种侵犯人权事件的听证会；第二次是丹麦导演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两部纪录片 —— 《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和《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印尼的那段历史；第三次是2013年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Palu, Central Sulawesi）市长对当地受害者做出了正式的道歉，并在辖区内开启了针对受害者家庭的补偿项目。
不过，瓦昏宁格罗姆也对今年4月研讨会后印尼军方的行为表达了质疑。他说，印尼国防部长和几位退役将军都公开反对研讨会的主旨，并危言耸听地警告印 尼共产党即将卷土重来。紧接着，印尼军队联合“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 Defenders Front）等宗教性组织，强入民宅，没收并毁坏一切印有斧头镰刀图案的物件，没收并销毁任何他们认为是“左派的书籍”，扰乱记者团体和工会的聚会。今年 6月1日，几名退役将领和宗教界人士在雅加达召开了一次“反共研讨会”，而会议的赞助方除了像伊斯兰捍卫者阵线这样的宗教组织外，还有政法和安全统筹部长 潘才旦的办公室。
瓦昏宁格罗姆写道，这一切都像是1965年那场流血事件之前发生过的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佐科总统试图解决1965年侵犯人权事件的承诺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真正的风险是，在书写印度尼西亚的真理和正义历史完成之前，现实却成为了那本书的最后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