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再过5年，中共将正式成为一个百年大党。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中共这样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她最大的敌人来自于哪里？
从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到国民党在台湾的溃败，一系列重大历史教训均在表明，一个政党最大的敌人并非那些有不同声音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所谓的外来势力，而是党自身的体制弊病和意识形态缺陷。只有当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被击中之后，体制外的力量才能形成对体制的威胁和冲击。
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事实说明，由于缺乏明确、可靠、合理的体制，使得苏共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屡次陷入了一系列复杂、难解的内部纠葛。
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直到苏联解体，苏共始终都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过渡机制。
这使得党内权力结构的稳固，依靠的不是可靠的制度，而是政治领袖自身的资历和威望，因此存在很大的不稳定风险。
国民党的情况同样类似，因为派系林立的传统、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既使国民党难以形成凝聚力，经常党内斗争不断，又使得国民党难以有效回应和解决民众的需求。因为这种深入骨髓的内部缺陷，国民党自台湾完成民主化转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溃败之中，以至于在2016年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中遭受大崩溃。
苏共和国民党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一个政党的长治久安，必须拥有稳固、合理的制度体系。这不但是秦、西晋、隋、五代、元等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也是周、汉、宋、明、清等国祚长享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历史表明，无论是苏共还是国民党，其政治崩溃都离不开自身意识形态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
苏共的革命意识形态，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稳固，渐渐成为党内保守派和新工人运动革命者，反对苏共统治“天然正确”的政治利器。而传承自外国的、未与本国国情很好对接的政治思维，又难以满足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胃口。这使得苏共始终难以在俄国建立一个稳固、有说服力、延续性的意识形态，并形成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支持阶层或族群。因此，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庞大的苏共几乎是瞬间就崩溃了。
国民党的情况也不能幸免。国民党以前的“三民主义”和“光复中原”逐渐失去吸引力时，目前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也难以得到年轻人的认同。当反对派扛着台湾本土主义席卷而来时，国民党变得越来越左支右绌，且始终难以把控政治议题的主导权。
就像习近平在中共95周年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必须随着时代做出调整，以不断适应执政现实的需要，否则将会丧失说服力，陷入认同危机。
固若金汤的城堡，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苏共如是，国民党如是，对于中共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更有力地遏制腐败，从而提升执政能力，无疑是当前中共亟待处理的难题。
除此之外，中共依然残留的专制痕迹，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尽管一直尝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并且确实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因为改革不彻底，仍然存在的专制弊病，动辄制造令人民失望和执政党尴尬的事件。
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上任后相继提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是，因为充斥于官场的宁左勿右的惯性思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卷土重来，导致中共的改革成绩经常被一些蛮横的官员所稀释。
正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五代名臣冯道曾经谏言后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而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
对于中共的执政成绩和挑战，习近平曾说过，“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又曾经屡次提醒党内，“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所以，中共最大的敌人永远是她自己，而不应该常常因为一些不同声音和所谓的外来势力而失焦。可以说，能否直面和克服所有自身弊病，将直接决定中共执政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