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 (Nicholas Kristof)和同为时报记者的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个19岁的学潮示威者请求他们帮助他逃出中国。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守则和他们认为是正义之举的行为之间，发生了矛 盾。多年之后，面对现场听众，纪思道回忆了那个令他痛苦的决定：
有一个清华的孩子，19岁，叫刘翔（音）。我们报道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中，他提供了帮助。学潮期间，他帮我们进入清华校园。他本人也是个学生示威者。
镇压之后，因为是他签字带我们进入校园的，所以留下了他帮助过我们的记录。他因此遇到了麻烦。镇压期间，他和洁芳秘密会面。她是华裔美国人，和一些人见面容易一些，不至于引起国家安全机构的注意。他向她提供了有关清华校园里镇压学潮的信息。
他被捕了。但他逃出了监狱。他回到北京，请求我们帮助他逃出中国。
你该怎么办？驻外记者有个基本原则，你不能帮一个逃犯潜逃出境。但是这是一个19岁的孩子，他帮助过我们，帮助过《纽约时报》的读者；他因此惹上了麻烦。如果我们不帮忙，总有一天他会再被抓住的。
我们很纠结，很痛苦。其中一个让我们紧张的原因是，他是从监狱逃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啊？会不会是给我们下的圈套？会不会有国安的人秘密拍摄我们帮他，然后作为证据，把我们驱逐出境，关闭《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我们不能和我们的编辑商量。第一，因为如果你问时报的海外编辑，能不能违犯法律，帮助一个逃犯，他们肯定会说不行。第二，我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所以我们不能和编辑商量。洁芳和我很纠结。最终我们……
我很想问问在座各位。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办？
有多少人会帮他？（一些人举手）你们几个人的名字要被中国政府记住了。
有多少人在那种情况下不会帮他？（较少的几个人举起了手）
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明智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洁芳和我经过了痛苦的抉择。部分担心是，我们可能会因为触犯法律，导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关门。
最终我们决定，怎么能不帮助他呢？
帮助他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不留下我们的痕迹。他成功逃到 了香港。他是圣诞节那天越境的，因为他明智地判断那天香港边检官员会少一些，因为是圣诞节。然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电话，在那个圣诞节的晚 上。他说，他成功了，安全了。第二天我坐飞机过去。我们给他办好了美国签证。他后来获得了美国国籍，现在是美国公民了。
但那的确是个令人痛苦的决定，我们对《纽约时报》承担的职业义务、我们作为记者的责任，和我们认为是正义之举的行为，发生了矛盾。而这种两难困境，是新闻学永远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