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父吴晗年轻时与身体状况不佳的袁震结为夫妻。以后两人相濡以沫地生活。舅妈不能生育，膝下无子，缺少家庭欢乐。1956年，康克清主动帮助他们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女孩，就是我的表妹小彦。小彦给家庭带来无比的欢乐，使小院充满生机。
小彦4岁时的一天，吴晗的秘书郭新华抱来一个几个月的男婴，舅妈不知所措。舅父满面笑容地注视着小家伙，对郭新华说：既然抱来了，那就留下吧。从此，小彦有了弟弟“小双”（小双是上幼儿园前的名子）。
添丁进口使舅父家热闹起来。舅父请了一位保姆康大娘。我那时住在西厢房的小间屋里，目睹了舅父哄孩子时的愉悦笑脸。舅父给孩子起名吴彰。听母亲讲，舅父就读之江大学预科时，有一位好友叫吴彰，他们都来自浙江义乌。两人一起读书习文，评论家乡和国家大事，结为生死之交。后吴彰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壮烈牺牲，舅父异常悲痛。为这个男孩取名吴彰，包含着对好友的无尽思念。
舅妈身体不好，常呆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写字画画，背诵古诗。舅父工作很忙，但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带两个孩子出去玩。我看到过小彦把爸爸当成马儿骑在他的背上，小双在前面牵“马”摔倒在地的欢乐场面。
几年后，中国也从大饥荒中熬了过来，人们看见了一线阳光。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席卷全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舅父吴晗。
一、文革开始，吴晗是最早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夫人和孩子是最早的“反动分子”，举家蒙难
1965年11月，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运动很快由思想批判演变为肉体折磨。舅父经常被抓走游斗，回来时遍体鳞伤。在1966年5月一天，老师布置学生写批判吴晗的稿子，特别点名一定要小双写。他那幼小稚嫩的心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怎么会是坏蛋呢？小彦那时就读小学五年级，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委屈得不停地流泪。吴晗就把孩子搂到怀里轻轻地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姐弟两人从学校领回这样的特殊作业，常常由吴晗夫妇代为起草，再由他们俩抄好后上交。他们还常常被孩子用石子砖块追着打，吓得他们两人躲在家里不敢上学。小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今天依然心有余悸。
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前，吴晗经常被揪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红卫兵也闯入家中，在院子里批斗。有一次是夏天，在烈日下吴晗被绑在树上，一些人从脖子处往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有人则又揪头发又拧耳朵，想尽各种办法侮辱他。躲在角落里的姐弟两人早已吓得瑟瑟发抖。家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大标语。吴晗多年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被全部抄走，书稿和抄录的卡片也被视为黑材料，也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其中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家里的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一些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和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付之一炬。一家日夜不得安宁，午夜后也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经常有人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批斗。小彦吓得蜷缩在床角处，小双躲到妈妈的怀里寻求庇护。
二、小彦奋勇护卫父亲，其勇敢无畏震慑暴徒
小彦认定爸爸绝不是坏蛋。有一次在院子里，一群人让吴晗跪在地上，他们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地殴打，小彦当时躲在海棠树上，忍无可忍，不顾一切从树上跳了下来，朝着正在踢吴晗的一个人猛踢了一脚，大喊：“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着实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小彦突然爆发的行为，把这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便不再继续殴打吴晗。还有一次深更半夜，一阵咚咚的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人砸开大门，冲进院子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爸爸凄惨的叫声，从被窝里跳起，光着一双小脚丫就往屋外跑，到院子里一头扑到吴晗身上，用双手紧紧地搂着爸爸，不顾一切用身体卫护他。小彦的无畏震慑了对方。这一次吴晗被带去批斗了几天，没有再挨打。放回来时，吴晗虽然一身疲惫，但一进门就说：“彦，爸这回没挨打，亏了有我女儿呀，爸没有白疼你。”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勒令迁往北京永定门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吴晗抓了几副碗筷，匆匆叠好仅有的几床被褥。舅妈重病在身，无可奈何。小彦急中生智，借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姐弟两人吃力地把东西搬上平板车，姐姐用力地拉，弟弟在后面推，在寒风中往返了几趟。当时姐弟俩一个12岁，一个8岁。
吴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门外居民区的新闻。围观的人群络绎不绝，舅父被迫站在阳台的凳子上，一天数次“请罪”。搬到城南的这座公寓里的还有万里家、张友渔家等，他们处境相似，互为邻居，也还能有个照应。到1967年秋天，吴晗等人被集中到市委党校，参加劳改队的劳动，筛炉渣，扫垃圾。每星期只许回家一次。吴晗到劳改队不久就被打受伤，旧创未好新伤又起，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打得口吐鲜血。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吴晗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小彦一见到伤痕累累的爸爸，一头扑到怀里。吴晗坐下后，小彦开始给爸爸敷药，还问：疼不疼。吴晗强装笑颜，摸着小彦的头安慰说：“彦，没关系，爸一想起你，身上就不疼了。”也有正直善良的人默默地关怀着吴晗。一天下午吴晗一个人手握着锄头，吃力地在党校校园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也是被“专政”的对象，他悄悄走近，对吴晗说：“注意身体。”
三、母亲也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两个孩子撑起苦难的家
舅妈袁震的抚慰也给了吴晗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没过多久袁震也被关进了劳改队。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孩子。吴晗周六回家，才能让他们得到一点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小双记得，“1968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爸爸又该回家了，姐姐和我盼着爸爸回来，就趴在窗台上两眼紧盯着公共汽车站，一直等啊等，可是天黑了饭也凉了，仍不见爸爸的身影，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能见爸爸一面。”原来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苦难历程。小双还记得星期一爸爸临走时还嘱咐：“你们两人要好好照顾妈妈，等爸爸回来给你们一人讲一个故事”。但爸爸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送别成了永别。
吴晗入狱后，袁震把小彦和小双叫到跟前，对姐弟俩说出了一番锥心刺骨的话。小双回忆:“妈妈说，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你们俩人是国家的孩子，你们自小失去了亲生父母，我们是在替国家抚养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离开我们，去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离开了我们，你们还能少挨一些打，少受一些罪……”姐弟俩心如刀绞，妈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她已经觉察到最危险的时刻就要来临。此时，姐弟俩已经泣不成声。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住在一个破旧的浴池里，舅妈袁震本来长期有病，体质极为虚弱，即使在热天还要穿着棉袍。她在劳改队里艰难地熬过了一个酷暑和一个严冬，双腿瘫痪了，得不到最起码的救治。14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妈妈。“劳改队”见舅妈病得太严重了，留在那里已经成为负担，才允许她回家。
吴家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收入，小彦挑起了生活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家人的衣食。饥寒交迫使得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了一对流浪儿。一天，小双路过一家饺子店，锅贴诱人的香气吸引住了他的脚步，他忍不住排到了买饺子锅贴的队伍里。小双用手摸摸口袋，只有几枚硬币，这哪里够买水饺啊！他灵机一动，对排在前面买到锅贴的中年人说：“叔叔，我能买你三个锅贴吗？”那人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分了几个给他。孩子顽强的求生本领，就是在这样血和泪中锻炼出来的！
四、母亲被释放回家，同楼居住的万里同志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
袁震被“劳改队”释放回家是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小双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让他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晚餐。当天夜里，袁震昏迷，被姐弟俩抬进了医院。18日清晨，袁震苏醒过来。小彦关切地问：“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吃力地微微动了动嘴唇说道：“彦，我想喝口稀饭。”小双去向医生哀求，但被医生拒绝了。小双到处去找稀粥也没有找到，当他失望地走回病房时，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小彦带着弟弟到太平间去给妈妈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枯干的面颊上还挂着几滴未干的泪珠。姐弟俩趴在妈妈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小彦的脑子开始不断出现幻觉。
住在同一栋居民楼里的旧市委领导，看到姐弟俩孤苦伶仃，就向市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专案部门把康大娘找了回来。虽然只有短短数月时间，康大娘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却给姐弟俩带来了人间的温暖。时隔不久，随着运动深入，康大娘又被打发回了农村。
五、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小彦鼓起勇气问，“爸爸给我们留了话或留下什么东西吗？专案人员回身拿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爸爸成了苦命的孩子唯一的亲人了。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敲吴家的门，说要接两个孩子去看爸爸。两人在心中燃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他俩看到来接人的汽车是医院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姐弟二人被领进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喝斥道：“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拿到手里的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两个孤儿一路哭着回到家。姐弟俩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们把爸爸的遗物供奉在妈妈的遗像下面，默默地追思已经失去的两位亲人，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放着姐弟俩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后来又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约了两个同学，一同把袁震的遗骨埋在西山八大处。此后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西山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
六、小彦为父母之死讨要说法，反被诬为“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被拘留，被侮辱，终被逼疯。在弟弟小双年满18周岁那天服毒自尽
1973年6月，小彦的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审查结论、遗骨和被抄走的书籍，她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她还曾只身闯入市革委会某领导人家，想要对父母亲的死讨个说法，被指责为无理取闹，放肆。小彦实在忍无可忍，奋力反击。很快，小彦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公安分局拘留所。拘留中，她被侮辱，拳打脚踢，她最终经受不住惨无人道的凌辱和折磨，被逼疯了，送进了精神病院。
1975年秋，小彦因为和好友议论过“四人帮”，被抓进了公安局。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开的住院通知书。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沉重的脚镣，她的阑尾炎时时疼痛难忍，狱警就给片止痛药吃；疼痛折磨得她不断地哭泣，管理人员不耐烦就给她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大间牢房里，经常对她严刑拷打。她的两颗门牙被打掉，额头上被打开深见骨头的大口子，姣好的面容完全破了相。小彦悲愤至极，痛不欲生。她被又一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仍然不放过她，甚至非法追到医院继续审讯她。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彻底地绝望了。一天，小彦似乎显得神智十分清醒。她把小双叫到跟前，对弟弟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小双听了满头雾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不料，这回却是真的，小彦就在弟弟满18岁那一天，饮下毒药自杀身亡。
小双万万想不到，姐姐会抛下自己匆匆地走了。最后那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也坍塌了。他孤独凄怆，只身流落在人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回到北京，前去探望舅父吴晗的家时，家早已经空空荡荡，四口之家只剩下小双一人，空守着三个骨灰盒，过着凄凉的生活。小双为了谋生，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当过泥瓦工。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北风凛冽的严冬，他一面做工，一面复习准备高考。厂里的工人师傅还比较照顾小双，朴实的工人师傅常常问寒问暖，送吃送喝。这给小双带来温暖。
终于，他熬到文革终结。他不追求享受养父被平反之后的“光环”，决定到美国留学，开创自己新生活的一片天地。
他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变得独立，务实。他打过工，洗过碗，边勤工俭学，边完成了理工科硕士学位，让天堂的父母为小双的成功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