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可靠的民意调查虽然少之又少，但的确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阿什中心(Ash Center)与北京的零点调查公司合作调查中国公民对自己政府态度的工作已经10多年了。
去年，他们对城市、城镇、乡村和农村的3500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各级政府的看法。在最早始于2003年的这类调查中，受访者普遍给北京的中央政府打高分，但他们对当地官员的满意程度大打折扣。2014年，受访者对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达到了新高，这与习近平打击官员腐败的力度一致。
在一次采访中，肯尼迪学院教授、阿什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讨论了这些调查的结果，以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调查结果对中国政府的稳定性意味着什么。
托尼·塞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研究中心主任。
问：你曾经写过，中国公民对本国政府的期望日益升高。一方面，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经济决定上有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免受“市场兴衰”的影响。这种动态在习近平任期内是否有所改变？
答：从我们（2014年）的最近调查来看，民众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政府遏制腐败行为的期望，这并不奇怪。总体上，公众对一个强大的国家和规划机器所擅长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有所增长，比如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问题。与此相比，他们最关心的是，让市场力量起更大的作用所带来的风险，比如就业问题，以及涉及环境健康和腐败等改革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问：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有赖于其能够提供经济增长的能力。但是，就普通中国公民来说，经济放缓到何种程度时，他们的不满会对政权构成威胁？过去的政绩是否给予共产党一定的空间，来缓解政策错误，比如在应对股市大跌问题上？
答：共产党当然一直在把自己描绘为处在经济主导的地位，并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的发展归因于其政策选择。当然，这把中国人民在经济成功上所起的重大用作轻描淡写了，而人民往往与政府的限制性政策起着相反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寻求扩大其合法性基础、提倡民族自豪和民族主义的原因。在习近平领导下，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纽带，以至于对党的批评可以被解释为不爱国。中共一直努力在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粉饰历史，让共产党成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继承者，这与文化大革命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的共产党决心要破除传统，把自己描绘为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代表。
这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就很难说了。政权在崩溃之前都表现出强大的样子，直到它们开始瓦解，到那时，我们都能回过头来指出，为什么它们从来就没有像它们表现的那样强大。虽然这么说，但共产党对公共话语的控制、以及把以往的成功归于自己的做法，可能让它有更多的余地来处理政策的失误。中共在犯错误时，一向善于寻找替罪羊，然后改变政策重新开始。
问：你们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在下降。随着习近平反腐败运动的展开，人们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任何可察觉的变化？如果是的话，这种变化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抵消经济放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答：2014年的调查显示了与过去相同的趋势，那就是政府越是接近与人民互动的层次，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就越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是通过下级政府提供的。
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则一贯地保持在高位，92.8％的人表示对中央政府满意，其中37.6％的人表示非常满意，但是，对县级、区级，以及更下级政府的满意度降低到了自我们2003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乡镇一级，只有7.8％的人表示非常满意，47％的人表示比较满意。这给了中央政府一些喘息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人似乎把这些问题都看作是政策执行不利和地方官场不良的问题，而不是来自中央政策或系统性的问题。
调查得到的两个主要负面结果是，公众感觉大多数官员寻求与有钱人拉近乎，拍上级的“马屁”，而不是为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在我们以前的所有调查中，反腐败被看作是政府工作中最糟糕的方面，但这在2014年有所改进。土地管理现在是政府工作最糟糕的方面。尽管如此，仍然只有44.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官员是诚实的。但是，他们的确感到，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腐败，有48.4％的人认为送礼和行贿行为有所减少。
对中央领导人来说，仍然有希望看到公众继续把权力滥用看作是地方反常现象、而把中央政府看作是在为公众的最佳利益工作。这样会更容易地让地方抗议活动得到控制。(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