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星期一用中文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李光耀后来在1972、73年又再次来到哈佛大学，因为当时他意识到，在英国海军离开新加坡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要超过英国，因此李光耀决定让别人代理领导新加坡，专门到哈佛呆了半年，加强对美国的了解。
傅高义说：“当时，他还是念书，念美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都学过了，同时他常常去纽约，跟美国的商人接触。去华盛顿，跟美国的政治领导、跟美国的管理（层）见面。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
认真借鉴日本
现年85岁高龄的傅高义说，后来他每两、三年都会与李光耀见面。他每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与李光耀见面。傅高义教授说，由于李光耀一直向外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因此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的畅销书还一度给日本驻新加坡大使带来不少麻烦。
他说：“我问过他，什么麻烦？他说，你写了那本书以后，李总理一直问我，我需要这样这样的消息，日本这样这样的情况，需要太多的材料，我忙得不得了。没办法休息啊，是因为我傅高义提到日本的能力，所以他一直想非常努力的学习。”
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专门邀请傅高义去新加坡作演讲，介绍日本成功的经验。傅高义说，李光耀尤其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两方面的经验。
他说：“第一是警察，因为他觉得日本社会非常的安定，犯罪的人不多，所以他特别想了解日本人怎么搞。后来他让日本的警察、警察的领导来到新加坡，教导新加坡的人怎么处理不仅仅是犯罪的人，而是保护安定的社会。他很详细的学习。第二，他想学工会。”
他说，李光耀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是因为，第一，它们是保护日本劳动者的；第二，他们不搞罢工，而是一直长期让雇员留在一个公司，使得他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的技巧，而不是反对公司的现代化。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做法对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也不高的新加坡来说，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影响治国理念
傅高义教授说，尽管李光耀祖上五代就离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精英治国的理念。
他说：“他觉得，中国的历史，尊敬领导，领导的教育水平应该提高，还有官员应该考试，让最能干的、有教育的人去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对他）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生去过中国达33次之多，是世界上少有的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见过面的外国领导人。当李光耀1976年见到晚年的毛泽东时，毛的头脑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所以李光耀并不太了解毛。
与邓小平相互钦佩
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中曾经与李光耀作过长时间的访谈的傅高义说，李光耀告诉他，在他所见过的二战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他说：“因为邓小平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做法。他了解他自己国家的制度什么的都有很大的问题，他一直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但是要把这种体制进行改变，那的确是不容易的事。”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李光耀相互佩服对方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有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都觉得需要能干的人、具有世界观的强势领导人来领导一个国家。
傅高义说，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之后，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很大的改变，包括不继续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停止鼓励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革命的广播，并意识到中国需要与别的国家搞好关系。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
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以及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被广泛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傅高义教授说，邓小平的确非常敬佩李光耀，但是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照搬新加坡模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夸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他说：“我想可以这么说，关于城市的建设，新加坡的影响在中国比较大，因为它是非常漂亮，很干净；还有，讨论的自由、跟全世界的关系做好等。我觉得，一些方面它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但是比如说，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做中国的模范。”
至于西方对李光耀威权主义做法的批评，傅高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而李光耀的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在他看来，李光耀是二战后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对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对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傅高义认为，现任总理李显龙无疑会继续其父李光耀的政策，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不如李光耀，而且新加坡也在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因此它会发生改变，尽管李光耀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