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特殊的倒台方式，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觉到“人人自危”，自然对江青产生怨言。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毛泽东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林彪对江青不满，林彪为稳定军队作出了一些行动。这些都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到了一些鼓舞。加上他们对于“革命已经革到自己头上”的不满和反弹，终于汇集成一股“二月逆流”。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他副总理、老帅。因陶铸倒台而暂时稳住的周恩来，见风使舵，帮助毛遏制了这股“逆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举取代了书记处，使毛的“文化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作家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在《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中共领导人在“二月逆流”前后的种种表现，其中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进行重点剖析，揭开事件真相。
一、一月夺权
文革在1966年底继续向纵深处发展。周恩来在在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于文革的发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首先表示运动是“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继而周恩来痛打落水狗：“刘邓路线不仅（笔者认为此处缺了个“是”字）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笔者注：在这里周恩来已经不再称刘、邓为同志。）”
在批判完刘刘邓之后，周恩来继续对原有的部分中央机关点名批评：“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
周恩来随后奌了一堆人的名字：“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
最后周恩来劝说大家要放弃抵触情绪，积极投入到文革当中：“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同时，毛泽东表示“祝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
这一切意味着在1967年，社会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涉及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果然，新年一过，党的第四位领导人陶铸便被打倒。
1967年1月4－6日，上海发生主要性质为夺权的“一月风暴”，继而北京的新市委造反派于1月18日也在混乱中发生了夺权。
但是对于夺那些权，毛泽东在1月16日表示：“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此话表明，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
对此，周恩来也多次明确表示只夺领导权不夺业务权。
但是，毛泽东随后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不要分走资派与顽固派反动路线了，夺过来再说。”周恩来随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到现在多数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的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这是毛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碧说赵太君”），要坚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合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周恩来这个传达核心就是一条：不论什么权，包括业务权，先夺过来再说。另外关键的一条则是：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一月夺权之后必然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然而负责审批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即后来称之为革命委员会）则是国务院。这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省的文革由中央文革主导，但是省市委的日常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主导、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分片分工负责。
一月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随后而来的则是成立的“新政权”由谁来主导，这是产生“二月逆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照同一个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则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已经另有打算。
二、中央文革小组的崛起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江青的话说：“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但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得到毛泽东额外的赏识。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只接待了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让刘少奇吃了个闭门羹。毛泽东在24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联席会上对文革小组大加赞扬：“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时，对工作组责骂一通。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全会不久，江青成为中央文革代理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
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有自己的碰头会，由陈伯达召集。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矛盾重重，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运动也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进行，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文革小组的权力也随之延伸到基层。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和继续深入开展文革的“利器”。
但是周恩来同时还主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在1967年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由于两者因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合而为一自然是最妙不过。因而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提议是意料之中。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开始之后，新华社在1月10日对此发了两篇热情洋溢的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另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电报起草之后，由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此贺电内容。笔者在此特意强调指出的是官方历史的“裁剪手法”。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引用此手稿内容是特意删掉了“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一句，以造成读者既然是毛泽东批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么贺电内容也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讨论通过的，从而为周恩来撇清。但是根据王力的回忆，此电是由周恩来主持讨论通过的。
此贺电内容倒是无甚出奇之处。原本仅是“秘书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组却让国人惊诧，罕见的排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署名之后！王力回忆说，在贺电内容通过后，毛泽东到会，说署名要加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这个非同小可的举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其实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职能的根本转换，由一个参谋秘书机构变成一级行政机构，自此，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向各级党委或者行政单位下指示了！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也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心思摸的最透，指示领会的最深，执行的最坚决。
毛泽东指示起草贺电一事是在10日早上5时，在当天周恩来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表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笔者注：指的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保守派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经济主义倾向。）。”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非常坚决。以至毛泽东说：“这样不行”。周恩来在1967年2月1日（仅仅几天的时间！）说：“工交二十三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也都在夺。”
196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各地来电格式的通知，其中要求专电向中央请示，属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告中央文革小组；属于行政业务问题，可电告国务院。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种非正式的确认。《周恩来年谱》如此记载：“（1968年2月1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此种记载，非常令人惊讶。既然表明周恩来亲自所拟电报稿，但是电报稿内容却忽略不提，纯属有意而为之！周恩来还亲自为此电再次打招呼给各级领导负责人，可见周为此电是十分的重视！然而仅仅因为电稿是抬高突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周恩来年谱》的作者们就丝毫不提及其内容。这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评论：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由此完全可以洞察编纂官史的作者们的用心良苦之处。
在1967年2月5日（笔者注：王力回忆说是3日或者4日，穆欣则回忆说是2月初，笔者考证为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的一些日常工作没有人抓。毛泽东回复到：“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三、毛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意。
随后毛泽东借中央文革小组在2月4日关于“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批示发火：“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虽然毛泽东认同这个批示的内容。毛泽东继续批评到：“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怎么行？”“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做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没有报告。”
陶铸是在毛泽东默许下被打倒的，是由江青等在公共场合下公开的。陶铸的倒台是必然的，但是出局的形式却是出乎意料。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那么下一个将会是谁？相对于陶铸，毛泽东、林彪是暂时无需担心的。比陶铸地位更低的人则感到自危，甚至包括周恩来。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就曾经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寻求答案。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谭震林发牢骚：“这样一件大事，起码应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陈伯达有什么资格公开点陶铸的名，宣布陶铸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又怎能决定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这不是胡来吗？”
于是有人提意见，像陶铸这样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序的。此例一开，中央文革就可以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再要打倒其它人就更不在话下。老同志们能不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向毛泽东提出。
对于这些“老家伙的愤怒”，毛泽东了如指掌。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现在机会来临，毛泽东借陶铸事件，趁机敲打下中央文革小组又把它送进“预期的位置”。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态度，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能够“上钩”，毛泽东特意在2月6日说：“今后，每周到我这里谈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总理多做一些。”此话一是回应周恩来关于碰头会的提议，最主要的还是给“老家伙”们壮胆。结果呢，这只证明是毛泽东“虚晃一枪”，给这些人一个“定心丸”：我对你们还是信任的，你们还是有闹的资本。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继续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12日，毛泽东继续批评：“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
四、分析“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毛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打倒陶铸的事件是中心话题，附带延伸了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以后并没有为陶铸平反，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但是却给还在位的革命家们一个回答：打倒陶铸本质上没有错，但是江青在程序上是搞错了的，以后就是要搞你们，也会通过组织程序，不会不明不白如陶铸一般。
再次，就是关于夺权中还要不要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1月讲过：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但是毛泽东传达夺权要先夺过来再说，这样就把这话否定了。现在毛泽东又重提还要党政军。这也是周恩来在2月17日声称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的重要背景。其实在文革中“党”的领导的变化非常复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其次，在10日批评完之后，毛泽东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毛泽东却“欲盖弥彰”：“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此话并非仅仅是为保护中央文革小组，以免批评之事流传于社会，造成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被动，于文革大局不利。而是要告诉“蠢蠢欲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批评文革小组是要封锁的，不想让你们知道，不给你们造成机会。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把戏。结果，叶剑英同老帅们通了气，李富春同几位副总理讲了。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火已经点起来了。而谭震林早就对江青不满，因而在知道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消息后，备受鼓舞。但是“二月逆流”之后而作为通风报信的叶剑英、李富春却丝毫未损，反而作为正确一方批评帮助犯错误的一方。
2月11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开始因为文革革到自己头上表示不满。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发现攻击中央文革要成为会议的主题，于是匆匆地结束了会议，而使老帅们未能遂愿。“大闹怀仁堂”于是2月16日才能再次上演。
毛泽东在12日继续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不能不说是继续“引蛇出洞”的高招。12日的批评至关重要，因为2月份的第一次大闹已经上演。
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毛泽东传》的作者们承认：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毛泽东为了继续自己的“引蛇出洞”，公开造舆论。王力在2月14日对《红旗》杂志通讯员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有的权夺来夺去，倒没有真正的夺权，有的夺了，并不能很好的巩固，带‘长’字的都叫靠边站。有一个单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轻人，一个带‘长字’的都没有，不能夺权。现在流传着对司局长稍微靠近一点就叫‘保’字派的说法，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而从那一级出发，这样搞下去，我们要失败。”“对于军队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主席的领导下，是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军队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错了，但斗争的锋芒千万不能指向军队，军队中个别人是有错误的，但如果因军队个别人的错误而把矛头指向军队，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上当。”“把陶铸轰了之后，所有的副总理都要轰，甚至连文革小组也要轰，但是就没有发觉有敌人。”
五、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在1月4日凌晨同陶铸谈话。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根据事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来看，周恩来这次谈话仅仅是同江青等人商讨过而非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了解。一月份的混乱局势，特别是在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先夺权”之后，局势只能进一步恶化。对于因为陶铸非正常倒台方式而引起的老帅和副总理们的愤怒，周是了如指掌的。特别是一月份“大闹京西宾馆”之后，中央文革和老帅“副总理”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闹翻脸”的结果会置自己更加艰难的地步，因为文革实行的是“剥笋”政策。自己曾经亲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过。
因此，周恩来在1967年2月初，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嘱咐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
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难道是怕引火上身？无论如何，从事后发展来看，周恩来这封信没有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也足以说明这些老帅当时也并不是对周恩来“言听计从”。周恩来对他们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高文谦在其《晚年周恩来中》说：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把柄。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
实际上，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然而，中共官方在编撰的有关周恩来的书时，多是故意把此事隐瞒。例如陈扬勇在其《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一书中引用谷牧的回忆：“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都没有去。”来为周恩来开脱，以证明周恩来保护这些老同志。
六、林彪的被动
在1月份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一事，林彪是站在军队高级将领这边的。事后，林彪痛斥江青。吴法宪在其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
1966年底，林彪同意以军委、总政的名义发电报给各大军区，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受到冲击时，第一书记可到军队来暂住，绝密档案亦可送到军队来保存。加上《军委八条命令》的出台，所有这些均使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受到了鼓舞，并且认为林彪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此时“火上浇油”，特意同林彪拉开距离。
毛泽东在10日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还批评了林彪：“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同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王力回忆到，毛泽东是面对林彪讲这话的，是在批评林彪。
毛泽东批评林彪，无意中会造成一种林彪也是受压制的如同老帅一般。
其实，林彪对于军队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林彪认为，军队应该独立，不应该掺合地方事务。早在1960底，林彪针对罗荣桓要求军队与地方政务挂钩的观点给以否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这并不符合林彪的本意。毛泽东特意批示到：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但是在稳定军队维护军队利益上，林彪和老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个就决定了林彪不可能置身度外。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使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林彪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林彪审时度势，并没有像上次因为“肖华事件”（即1月份的“大闹京西宾馆”）那样再次大骂江青。
2月16日大闹怀仁堂是整个“二月逆流”的高潮。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角之一。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在17日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而谭震林就此而被打倒，而且在以后召开的“九大”会上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充分说明了把矛头对准江青的后果是严重的，也证明了笔者所持有的某人同江青的关系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命运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是谭震林，林彪还是周恩来。
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
其实就在一次大闹之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在李富春家里相聚，谭震林就提议应该找林彪，而且认为林彪是和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谭震林提议：“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2月17日，林彪收到此信，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而且要求保密。这无疑是在保护谭震林。18日，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谈话。19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震怒”，林彪再也掩盖不下去。林彪这时候才把信转给毛泽东。
知情人告之，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并不是只给林彪一个人的，而是谭震林一式两份，抬头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且谭震林给林彪的信是在毛泽东开会决定整肃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才交出来，上写“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胡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这个和张云生的回忆是相吻合的。这个和周恩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把许世友等人骂张春桥等人的信及时转给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比（笔者注：详见后文第八章论述）。
林彪的批语显然搪塞之词。毛泽东收到此信后，批示原件退回，显然是对林彪表示不满。特别是毛曾经要求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通气。林彪此种“不作为”显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
林彪收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张云生说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林彪的不满还在继续。当毛泽东在2月19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根据王力的回忆，原本是毛泽东主持的常委扩大会只要通知林彪，林彪都会到席。
江青、王力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时表示：（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知情人告知，林彪还讲了一句，还批评了陈伯达。王力回忆说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个书生，实际上林彪是针对原来陈伯达关于军队的说法再次批评到：“解放军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
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公开发言：“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笔者认为，黄永胜的表现与后来黄代替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一直关系甚大。林彪在文革后“913事件”之间极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插手军队事务，因此毛泽东也只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让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军队事务之实的行动在“913事件”进行。従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点也注定了林彪的结局。同时也说明林彪和周恩来处事的不同，林彪在军队中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毛泽东的“为所欲为”，例如抵制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支持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对抗江青等人，而周恩来则明显的不同。如果周恩来像林彪一样抵制江青等插手政务系统，显然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这种不同，也预示了两人的结局的不同。
然而“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为了推卸责任，把事情搅浑，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应声。周恩来对杨成武说：“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周恩来对罗瑞卿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洞若观火。在19日凌晨会议之前，毛泽东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泽东并特许叶群今后可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把林彪置于“火烤”的位置。你林彪不是想置身度外嘛？毛泽东把这些人矛头说成是指向你林彪，我俩是拴在一跟绳上的蚂蚱。挑拨离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七、徐向前的言行
在19日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做出决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因此后人把徐向前也列为“二月逆流”的主角。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江青之所以提名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完全是因为徐向前因为历史上问题（很容易被划到张国焘那边去），适合做“刘盆子”。
徐向前自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来，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机关是抓革命，促生产，要一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闹革命。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总是不平衡的。你们现在主张怎么革命？（《新燎原》一同志回答：我们主张揪出幕后人，不仅保卫部，上面还有线，扶植一方，压制我们一方。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斗批当权派。）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那个军区那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我和你们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革命怎么革，革谁，革命的目标都不知道你们革谁的命？放着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让我参加你们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参加。（《火炬》一同志：如这样大方向一致，就团结一起干。）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关于1月19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肖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如此叙述：“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程骨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作为当事人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吴法宪还回忆说：“徐向前（帮助陈伯达批评肖华－笔者注）批评了肖华。”徐向前说“你肖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吴法宪还说，两位老帅在肖华问题上得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得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得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得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1966年10月开始，邱会作就被总后造反派批斗“车轮战”，被搞得晕厥。林彪下令邱会作到西山去，还特意批示到：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无视林彪的批示，打电话给邱会作：我不是以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下西山，去见群众。”邱会作无奈，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严刑拷打，致终身残疾。后来又被林彪救出。
根据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邱会作的这段回忆得到证实。周恩来：“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赵尔陆的问题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仍然把赵致死的责任归于林彪。
林彪曾经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双关语，一方面是保，另一方面是批，重点是保。林彪对张爱萍、韩先楚问题的批示同此批示大致雷同。在赵被造反派冲击后，林彪第一个提出让赵到北京的西山休息。于是周连同聂叶等人具体安排了此时。当赵的噩耗传来，林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到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后来又派黄永胜的夫人项辉方和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多次到赵家看望郭子瑞同志。这个时候，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还硬说赵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林彪写了个条子批示到，赵不是反革命，其家属也不是反革命。
周恩来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周恩来在1967年1月11日接见七院代表时候说：“我看了你们两条标语，说赵尔陆是彭、罗在线的人。（插话：是彭、黄分子）（这时总理大笑）你怎么这样乱连？我还以为是彭真呢！你们把彭、黄、罗、赵连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是在全党全军都通不过的。凡是了解党的历史（插话：聂、贺六一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六一年对赵尔陆的批判过头了，过火了。那时会上罗对赵的攻击最厉害，按他的办法干，赵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罗的方案都提上来了，在我的前厅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虑了几天之后，从外地打电报给主席留下来。你们提六一年这条对赵最有利，我劝你们把这两条收起来，不然你们要失败的。”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没有被及时传达。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下了西山的赵尔陆，终因遭受迫害导致的过大心理压力和压抑，最后引发心脏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谓不是个悲剧。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是谁下令赵尔陆下的西山？就是时任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只为自己评功摆好，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丝毫不提，难道是对历史真实的回顾嘛？
徐向前针对贺龙说：“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在公开场合明确说贺龙政变的最早的材料。
徐向前还多次提及“揪军内的一小撮”。
徐向前在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讲：“我们总政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以前，情况是不太熟的，所以我不多讲，只少讲几句。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这样打着红旗搞了好多鬼事，你们的材料比我们还多些。最近是准备进行批判刘志坚这样一个坏蛋的大会吗？筹备嘛！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搞鬼，我们全军的文革小组能搞好吗！搞不好。”
从上面种种情况来看徐向前并没有对所谓的文革抵触，反而是积极参与，整这个，烧那个，不亦乐乎。
虽然徐向前如此卖命，却依然讨不了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但是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徐向前在2月份的态度有所转变，几次批评陈伯达（读者亦可以参阅《徐向前传》），但是相对于叶剑英在1、2月份的表现，实属“小巫见大巫”。而且叶帅后来还在2月份对赵永夫开枪事件表态说“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
对于徐向前离职的原因，徐自己也有过说明：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
因此客观的说，徐向前虽然和陈毅、谭震林一起被勒令检讨，但是若说其实二月逆流的“干将”也未免与历史不符，夸大其词了。
周恩来则在徐向前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徐向前自己说：“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总理慰勉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来，感染力是很强的。”徐向前虽然没有辞职，但是后来因为“二月逆流”被批，军队文革小组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八、陈毅的说法
陈毅在2月16日怀仁堂的会议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一个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有人表示，包括王力，均认为陈毅在讲话中影射了林彪，这话值得商讨。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内，陈毅这尊“大炮”不断在吹捧林彪。更重要的是，陈毅的这番讲话是以否定刘少奇、彭真等为前提的。
“913事件”之后，11月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但是叶剑英并没有传达。周恩来在1972年1月2日看望陈毅时也没有向陈毅传达。
直到次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没有毛的发话，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发话，也必须再三验证，可见，在当时毛的权威所在。
九、反击“二月逆流”造成的后果
正如前述周恩来在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文把革的钓鱼台会议和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碰头会分开。很明显，周恩来的意图仍然是把两套人马分开，免得互相争吵，以利于工作。
对此江青曾经指责：“你（指周）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
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因为周恩来的提议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意图。
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毛泽东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中共官方史说，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针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自己。在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
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绝。陈毅要求删去的内容是其没有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相对比联系。
周恩来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除了在记录上尽量撇清自己除外，还做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行动很不得力的检讨。而这些检讨成了江青时不时敲打下周恩来的武器。
19日会议之后，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不复存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们如此写道：“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同时，江青、张春桥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
王力说：这个事件以后，江青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总理夺权。一次是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公然对总理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周恩来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后来江青、张春桥又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江青还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
反击“二月逆流”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局瘫痪了，中央文革不仅取代了书记处，而且取代了政治局，创造了在中共历史上开创了踢开政治局的先例，而周恩来极力的配合是造成此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它老帅们；而周恩来也得到一定的回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执掌中央项目组两大权力系统，此地位一直到“九大”之前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首先是在发火之前，给周恩来一个“甜枣”。针对周恩来对事先没有看十三期红旗社论一事，毛泽东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但是随后却指示王力将即将要刊出的《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交给周恩来审阅。
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泽东则回应到：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江青虽然时不时的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也时不时地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江青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还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先生还说：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
周恩来对此也是礼尚往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加顺从江青。
李富春在“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上的讲话时讲：“昨晚和今晨总理叫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这说明总理是支持你们的大会的。总理亲自确定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你们批得对，批得好。希望你们今后彻底批深批透。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行，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周总理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类似的话，据笔者所知，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过。
十、尾声
在文革轰轰烈烈进行了半年之后，当初积极参与文革的老帅们发现“文革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就不乐意了。在1967年初，接连发生了几件让老帅们感到振奋的事情。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其次林彪因肖华的事情大骂江青，而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也壮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胆。这些老家伙们终于在2月11日和16日的“大闹怀仁堂”出了口恶气。
在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决定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惩”这些犯上作乱的“臣子”。
19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然而时隔不久，除了谭震林之外，其它人都复出，足以证明毛泽东是阳谋，而不是蓄意打倒。谭震林完全是因为骂江青的信而被真正打倒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勒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把此事捅到社会上，由此而造成了声势巨大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虽然这次老帅们作了检讨，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阴一套阳一套，对于文革是不是“转弯了”。时有凑巧，王秉璋事件给毛泽东一个机会。
1967年1月，王秉璋被造反派游斗之后关押，患上了肝炎。王的妻子找吴法宪要求写报告给林彪。林彪得知后，报告给毛泽东，说七机部是机要部门，王秉璋完蛋了，那谁来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林彪的意见，把王秉璋解放了。同时毛泽东通过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把王送到西山和老帅们住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说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无串连。毛泽东要求王秉璋详细了解情况并直接向他报告。后来王秉璋向毛泽东报告的非常详细：徐聂叶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作了什么，谈了什么，写的一清二楚。王秉璋说，老帅们在受到批斗后，接受了教训，态度转变了，一致认为这个运动稿的很好，对于防修是功不可没，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对这些老帅开始加以保护。
首先，4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当晚，周恩来就见机而作开出一个出席“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的名单。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着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5月1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对于因为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这些老帅，国内党史界一概把这些人的复出和照顾归功于周恩来，这是不公平的。当时在4月份，康生和江青提议中直机关党委组织起来，老帅周围的工作人员、党支部成员对其批斗。老帅们被搞得灰头灰脸的，家也被造反派围困了。4月底，叶帅在西山的宿舍被几千人围困，日夜口号震天响，要叶帅出来“回答群众问题”。林彪把这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但是毛泽东直到5月3日才委托黄永胜去西山作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耐心规劝，造反派才离开西山。林彪趁热打铁，建议毛泽东停止老帅们家里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说再这样下去，老帅们的身体就垮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个去老帅家里慰问。
相比之下，5月5日，周恩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周恩来语气强硬，措词严厉，来告诉这些人不要再对文革加以抵制。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对这些老帅们重加鞭挞。
事情的结束最终是因为“913事件”之后。毛泽东出于笼络人心之举，把罪责归于林彪一人，“二月逆流”方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