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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2008年、2009年爆发了暴力的民族抗议和骚乱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搞清楚发生动乱的根源，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的副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他们两人编辑了一本专辑，收集了分析这些紧张关系根源的论文和短文，书名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冲突与抗议：中国西部的动荡》(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Xinjiang and Tibet: Unrest in China’s West)，该书最近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从西藏的环境恶化，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移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在一次采访中，希尔曼和塔特尔讨论了近来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问：书中的一位作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把民族冲突和民族抗议区别开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本·希尔曼：正确地描述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 非常重要。“民族冲突”这个词一般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民族抗议”指的是少数民族社区对国家政策的抗议。绝大多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 被定性为民族抗议。虽然民族间的暴力近几年来在藏族和维族地区也有所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冲突”的水平。

葛瑞·塔特尔：我想补充一点，大多数民族间的暴力产生于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所以讨论民族抗议似乎更重要。

问：外国的研究人员去西藏和新疆访问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写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章已被中国禁止入境。这种做法对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尔曼：很难找到一批最近在这些地区做过研究的专家学者。西藏和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高度敏感。就连中国的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区都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 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 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 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 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问：你们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新闻报道的增加、社交媒体、少数民族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有关人权的更加系统性的语言，都是这些民族抗议活动背后的因素。

塔特尔：虽然对新疆来说也许真是这样，但我觉得，西藏的抗议完全在于，对国家长期以来未能兑现承诺的不满，包括自治以及“西部大开发”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好消息是，如果国家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西藏的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不幸的是，我认为实现承诺不太可能发生。

希尔曼：我也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策略设定上的改变。随着中国用“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与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当局将会更加坚定地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在这些地区的异见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所以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通过正式政府机制进行的投诉，都会遭到严厉对待。

终究来说，我认为北京很自信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在该地 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会发挥效果，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发达，这类问题会消失。但我们在书中收集的研究表明，这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问题的一种误读；中国 现代化的洪流涌向西域，引发这些民族的文化生存恐惧，当局应该在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你觉得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有什么规律呢？

希尔曼：我们在书中谈到，在 不同的地方，包括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局部事态都有所不同。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方融合较小的地方——即最近才出现大型国家资助发 展项目和汉人迁入的区域——似乎更容易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对未来也是最缺乏信心的。

问：在西藏首府拉萨，1980年代末也有过抗议活动。当时和近期的动乱有什么不同？

塔特尔：1980年代和 2008年的最大不同是抗议的位置和分布状况。2008年及之后的大部分示威活动，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1980年代则基本上局限在西藏。另外一个不 同的地方是，在2008年之后，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寻求的不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和（或）获得国家已经承诺过的支持。

希尔曼：藏族地区抗议近年来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抗议者变得日益多样化。在1980年代末的拉萨，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寺院的僧尼。近年来，社会各届、各阶层人士都走上了街头。

在新疆，主要变化是，边缘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袭击对象也包括该区域之外的平民，这非常令人不安。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力打击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要把极少数发动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表达自己合理担忧的维吾尔族这两者清楚区分开来。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族裔群落，维吾尔族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存在着自己的担忧。

人人都喜欢胜利的滋味。但在俄罗斯，执迷于胜利是全国上下聊以度日的一种寄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胜利，也不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艺术领域。

至少，如果听过俄罗斯政客和国有新闻媒体的说法，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俄罗斯在艺术、体育以及反恐领域的领导地位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充分认可。这体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极端焦虑的心理状态。

当然了，俄罗斯人更喜欢庆祝胜利。他们不喜欢失败。事实上，他们的领导人正在上演一出不能有风度地接受失败的戏码。

以欧洲歌唱大赛为例。尽管非常媚俗，但该赛事在中欧和东欧极受重视，而其原因常常与音乐无关。

在刚刚结束的这届比赛的决赛中，夺冠的是乌克兰选手。比赛 结果是由电视直播投票过程后得出的，它似乎和乌克兰选手用以赢得决赛的歌曲一样颇具政治色彩。那是一首悲伤的民谣，唱的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斯大林时期被 驱逐的悲惨命运。鉴于俄罗斯最近吞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如果认为欧洲观众在向俄罗斯传递某种讯息，而非纯粹基于艺术价值的考量来选出冠军，应该不算牵强。

当此前被看好问鼎的俄罗斯选手只得到第三名的时候，俄罗斯政客连连叫屈。议员叶连娜·德拉普科(Yelena Drapeko)把比赛结果归咎于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一些愤怒的俄罗斯人提议，俄罗斯应该抵制将在乌克兰举行的下一届赛事。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或许有理由因为他们眼中又一场不公 平比赛的又一个不公结果而感到愤怒。但普通俄国人每天被灌输的信息是，自己的国家正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有人夺走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或者体育赛场上的胜利果 实。他们被告知，心怀妒忌的西方竞争对手及其对俄罗斯进行包围和渗透的代理人，一直竭力让俄罗斯得不到本该属于它的认可。

“俄罗斯的敌人希望看到一个软弱、病态的政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在2007年的一个集会上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无组织、无方向的社会。”他指责西方国家自从苏联解体后就一直试图削弱俄罗斯。任职总统期间，普京时不时就会重申这种偏激的观点。就连在“一战”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也“被在俄罗斯内部挑拨离间的人从这个国家偷走了”，他在2014年的一场纪念活动中说。（他指的是布尔什维克，不过他表达的还是同样的观点——这都是俄罗斯的敌人“国家层面上的背叛”之举。）

问题是，当把胜利看作一切的时候，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 段。所以现在只要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表示怀疑。一场最初只牵涉俄罗斯田径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现在却可能玷污俄罗曾大加夸耀的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取得的胜利成果。索契是俄罗斯东南部城市。由于重新进行兴奋剂检测，十多名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俄罗斯奥林匹克选手也可能 会被剥夺获奖资格。

一个俄罗斯人揭发了内幕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有所警醒，于去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揭露了一项得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牵涉面极广的计划：给顶尖运动员用药，以提高比赛成绩。从去年 11月开始，俄罗斯田径协会(All-Russia Athletic Federation)被暂时禁止参加国际赛事。根据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前负责人的最新指控，国家安全领域的特工曾参与一个复杂的计划，掉包索契奥运选手的尿样，以防俄罗斯代表队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事实被发现。

“所有这些听上去不过是一个叛徒的诽谤之辞，”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S.·佩斯科夫(Dmitri S. Peskov)和平常一样下意识地做出回应。但当意识到俄罗斯队有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时，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论调。

“一些运动员试图欺骗我们，欺骗整个世界，却没有被更快地揭穿，对此我们感到抱歉，”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一份英国报纸上写道。官员们看似已经决定牺牲某些运动员，以便帮助俄罗斯田径协会尽快摆脱禁令，去参加今夏的奥运会。说实话，如果俄罗斯被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普京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连想都不敢想。

曾几何时，把胜利变成一个国家的信仰，可能看似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你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让一个国家改头换面，但具有激励作用的、让人感觉良好的叙事，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在景况艰难之际找到目标。

我是在前苏联时期进学校读书的，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苏联经历了向后苏维埃国家的转变。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们的确曾经觉得，国家在走下坡路，但我们依然努力工作，并未感到屈辱。

当然了，的确有人感到有失尊严，党的官员或者前克格勃(KGB)特工可能位列其中，但起初他们并不是主流。不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情况变了。那些因地位的丧失而感到恼火的人，利用这些年来的统治，让人们转而相信了他们的信条。

我小时候，用以纪念苏联在“二战”中获胜的“胜利日”庆典，一直是家里的大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曾经参战的老兵，那时都还在世。不过在过去10年里，这个假日变得不仅仅只是个纪念日。作为一项所谓的国族建设行动，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极端宗教。

今天的俄罗斯看起来仍然不是一个感到屈辱的社会，但它的确是一个感到苦涩和幻灭的社会。包括俄罗斯在内，每个国家都需要令人振奋的叙事，但把认可变成极端宗教，会让人掉进心理陷阱。如果不惜任何代价获取成功可以被接受，那么任何失败都会招来指责和非难。

更糟糕的是，这种极端的宗教会弄巧成拙，让我们难以得到我们极度渴望得到的认可：即便俄罗斯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当俄罗斯取得胜利的时候——外界却并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