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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北京市人大临时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发布人事任免议程，任命西城区委书记王宁为北京市副市长，免去张延昆的副市长职务。此前一日，前任副市长张延昆刚刚出任市委常委。本次交替后，北京市政府领导班子继续保持一正九副架构。　　在此前的2015年6月，中央表彰全国102名优秀（区）县委书记，北京有西城书记王宁和朝阳书记程连元两人入选。此后程连元先一步获重任，远赴昆明出任市委书记，如今王宁更是成为这102名优秀书记中第一位晋升副部级的官员，距受表彰只有4个月时间。

据统计，本次表彰的102名优秀（区）县委书记，在此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已经有近20人得到提拔，晋升局级岗位。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受表彰的区（县）委书记有20人在表彰之前就已经是局级干部，所以王宁晋升副部，并非越级提拔。
出生于1960年的王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工作最初三年在大兴县师范学校当老师，此后进入大兴县政府从政。一年后进入共青团系统，历任大兴县团委书记，团市委郊区部副部长、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兼市青联常务副主席、主席，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34岁就已经是局级干部。2000年“转业”到北京市体育局，两年后担任局党组书记成为正局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起，熟悉体育工作的王宁进入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历任文化活动部部长、开闭幕式工作部常务副部长（正局级）、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主任，和张艺谋等共同打造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此亦或是王宁获得中央肯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奥运会后，王宁出任宣武区委书记，在宣武、西城合并后成为新西城首位书记。西城是中南海所在地，担负为众多中央、国家部委机关，大批金融大企业服务的重任。至今王宁已经主政新西城五年。

此前的2015年“七一”前夕，中组部从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旗）中遴选出的102名“在县（市、区、旗）委书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志”，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随后便有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分析称，此次当选的102位优秀县委书记中，至少有20%未来将能晋升至副部级，而过半数优秀县委书记能够达到厅局级。

现实中，这些百优县委书记亦开始“初露头角”。目前距6月30日获当局表彰刚过百日，至少已有23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正作为拟提拔对象而被公示，比例超过受表彰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与王宁同样出自北京的优秀县委书记程连元亦仕途光明。2015年7月刚刚履新昆明书记的程连元，入新职刚满两个月便再受重用，成为9月刚刚获批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首任掌门。据悉，云南滇中新区是2015年国务院同意设立的第4个国家级新区，也是获批设立的第15个国家级新区。作为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举措，当局拟将其打造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新先行区。

以王宁、程连元为代表的优秀县委书记的火速上位，自然与习近平的“县委书记情结”密不可分。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县级工作和县级干部问题一贯高度重视，对县委书记队伍建设非常关注。此前的北京时间1月12日，中共当局正式启动对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的全面轮训行动，彼时，习近平就曾在在人民大会堂给200名县委书记上了新年第一课，告诫县委书记们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据官媒披露，当时原定半小时的讲话，习近平实际讲了约一个半小时。而这只是中央党校在十八大后举行的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到2017年十九大之前，中共将把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轮训一遍。

而当局对“优秀县委书记”进行重用亦恰逢其时。在已持续近三年的反腐大潮中，在任地方官员中的优秀者在中共干部队伍中显得“弥足珍贵”，无疑是中共对官场进行刮骨疗毒式反腐的优质“血库”。而受到中共表彰的这些优秀县委书记，意图不仅在于激励基层官员，更意味着这些受表彰者受到中央认可，有望在此后获得更多的党内资源和培养锻炼机会，由此进入仕途上升快车道。

1More Inc.加一联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谢冠宏说，中国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生产的旧商业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陈伟杰失去了大部分为美国市场制作模型飞机和直升机部件的合同。当他计划关闭东莞的工厂时，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SZ DJI Technology, 简称：DJI大疆创新)的订单却开始找上门来。

大疆的竞争对手随后也来了。陈伟杰说，和三年前相比他公司的收入增长了一倍，利润率也上升了。他说，如果还做原来的业务，现在肯定已经完蛋了。

距离陈伟杰工厂20分钟车程的地方，邵春友的金属铸造厂也是一片红火景象。他也曾经差点关闭了这间有300名工人的厂子，后来加一联创(1More)找到了他。加一联创是一家生产耳机的初创公司，其产品由小米销售。后来小米的一些竞争对手也来找邵春友合作。

但是，让陈伟杰和邵春友生意起死回生的并不仅仅是订单。中国的硬件初创公司正在创造性地把生产系统和他们所需要的制造方式结合起来。新硬件公司和传统制造商希望能一起缔造一种基于创新而非廉价劳动力的新商业模式。

加一联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谢冠宏(Gary Xie)说，这一趋势还没有普及开来，但这应该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中国制造业活动已经持续降温超过40个月。而且，新的跨太平洋口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可能令东南亚的竞争对手们获得成本优势。

今年早些时候，渴望升级中国制造业的中央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政策，提倡创新并承诺补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说，如果中国想让5.5%-6.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速维持到2025年，那么其增速的35%-50%必须来自于生产力的提升──关键途径就是创新。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莞。东莞坐落于深圳往北50公里，后者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简称：腾讯控股)以及许多初创企业的大本营。自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城镇成长为拥有大量工厂、居民达8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且产能过剩，许多工厂已经关门或是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东莞近年的不景气使力量平衡朝著有利于深圳初创企业的方向倾斜，之前深圳初创企业在与工厂主洽谈协议时屡屡碰壁。机械臂生产商uArm遭到了数个工厂的拒绝之后才找到了陈伟杰。业内人士称，如今，厂主们更愿意接受规模更小的订单，或主动寻求与初创企业合作。

谢冠宏说，为外国品牌代工生产以及通过压榨工人和供应商以节约成本的旧模式肯定不可能持续下去。谢冠宏于2013年创立了加一联创，之前他发现中国的耳机市场主要有两种产品：昂贵的外国品牌和售价仅2美元的山寨货。他决定做位于二者之间的中端产品。谢冠宏曾在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最大的组装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2317.TW)担任高管。

加一联创以售价不到人民币100元（16美元）的高质量耳机知名。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已向中国新兴消费阶层销售了逾1,700万个小米耳机和加一联创自己品牌的耳机。谢冠宏还创建了一个基于微信的平台，其供应商和制造商可以在上面分享想法、反馈和顾客投诉。他说，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的想法都得到重视。他说，由于成本和销售数据都是透明的，所有合作伙伴可以联手取得更高的效率，而不是在价格方面相互挤压。

这与原来那种为西方企业代工的旧商业模式完全不同了。陈伟杰说，他过去从没见过代工零部件的美国公司的人，那些订单都高度标准化。而他现在与一些初创企业密切合作，从设计、制造的可能性等各方面给他们建议，反过来，这种合作也帮助提高他的工厂的制造水平。

有多少生产商能够成功转型，又有多少初创公司得以在资本市场降温后生存下来，这些都是未知数。陈伟杰说，他认识的大部份工厂老板要么不愿冒险与初创企业合作，要么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

对于谢冠宏来说，资本市场的降温可能会导致一些积极因素的出现。他说，近两年来，太多的年轻人选择创业，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考虑为生产商工作。

而这恰恰是陈伟杰努力的目标。现在他正和一名牛津大学、一名清华大学的工程类研究生一同改进他生产的舵机的性能。

他说，我想做出一个领先市场、不会被轻易替代的产品。

（本文作者袁莉是《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文 本文原载于10月14日《环球时报》。　　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不少外国舆论都揣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新帝国，要建立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这是巨大的误解，有演变成新版“中国威胁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

过去两年，我与同事们就“一带一路”议题分别去了将近20个国家、国内数十个县市调研，所在机构也举办了数十场关于“一带一路”的活动，完成了数十份报告或文章，方方面面接触的人员高达上千人。逐渐地，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感觉：“一带一路”的实际推进情况与目前研究结果、舆论报道存在着不少出入，甚至有诸多被夸大的地方。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被夸大”或叫“被夸张”：

一是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战略野心被夸大了。不少外国舆论都揣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新帝国，要建立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这是巨大的误解，有演变成新版“中国威胁论”的可能。习近平主席过去两年在各个场合至少提及“一带一路”高达100次，中央成立了“一带一路”领导小组，但也只是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家联名推出“愿景与行动”方案，但目前中央的表态很谨慎，中央层面的规划还没有出台。在中央看来，“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一个漫长与渐进的学习过程。

各个部委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也在变动中，看不出有蓄谋已久的战略大野心。比如，“一带一路”正式官方英译近期发生更替，“一带一路”到底囊括多少国家，官方表态也有过几次变化，现在基本定调是只要愿意加入的，都可以算是“一带一路”国家。我曾与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先生交流，他私下也说，亚投行关键意义在于中国要掌握国际金融规则，要通过合作，向国际上学习，向世界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这话是真诚的。如果只是想扩大中国金融和投资走出去，国开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金量比亚投行要大几十倍。

二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与阻力被夸大了。国内外均有舆论对“一带一路”前景与风险表示担忧。但任何新事物都会有一些风险，尤其对投资与商业而言，风险往往与利润成正比。过去12年GDP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全部集中在“一带一路”区域与非洲。这对有风险偏好意识的企业而言，是最有诱惑力的。当然，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也很高。

事实上，两年来，许多大型企业都已动起来，有央企，也有民企，只要规模较大的，都针对“一带一路”做出了谋划与布局，市场化效应很明显。比如，国航过去一年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开辟了10多条航线。我刚从土耳其回来，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土耳其一家大银行，引起了当地的巨大关注；一些诸如光伏、钢铁等过剩产能类的民企“走出去”步伐相当快，大多产生了不错的利润或盈利前景。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前八个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48.2%。我曾统计2002－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失败的比例，大约20%左右，处于投资正常盈亏的概率内。

各地方政府也相当踊跃。2015年，几乎所有省份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一带一路”及本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的定位与未来走向。类似“义新欧”、“渝新欧”等从中国中东部经新疆到欧洲的铁路货运班次有10多条。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超过100个县市举办过“一带一路”的论坛，纷纷希望借“一带一路”发展本地经济。

三是中外之间就丝路建设的分歧被夸大了。目前，至少有9个国家出台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战略规划，方案不尽相同，但也并非互相抵触。“一带一路”与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并非矛盾。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在阿富汗经济复兴、反恐议题发挥更大作用，也非常希望美国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与项目合作。

沿线多数国家也都非常关注“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土耳其专门设立“丝路大使”，专职负责与中国的对接；伊朗、巴基斯坦都有类似的职位存在，超过50个国家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现在，一些舆论倾向于营造国际社会遏制、围堵“一带一路”的危险氛围，好像中国到处都是敌人。这不是故意抹黑，恐怕也是杞人忧天。

以上三个悖论的存在说明，目前国内外舆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与认识仍然还是不够精细、过于泛化。不少人往往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风险高、经济落后的领域，而不是将它视为一支多元化、差异化的经济洼地和投资潜力股。

担心与焦虑是必要的，但多数担心是源于陌生而产生的恐惧。“一带一路”应是基于经济市场化的一种中国对外战略新倡议，尤其是对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发展议题所提供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解决方案被冠以“一带一路”的名称，未必取得了全球共识，但是这种中国式的努力与推进，却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主流的积极响应。各国多数主流社会的精英偶尔出现的批判，也并非不能通过沟通、交流与共同合作而解决。因为“一带一路”所囊括的内容是目前全球发展的新需求点、新增长点、新合作点。

认清这一点，对当下中国相当重要。从战略角度看，无论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要对“一带一路”充满信心。没有人会拒绝发展，差异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式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采用灵活的方式，让“一带一路”所提议的发展方式与各国发展方向进行沟通与对接。

当务之急，除了加强对“一带一路”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外，还应更充分地利用目前熟悉“一带一路”情况的各类人才。现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作、拿中国护照的中国人高达100万，许多都是熟悉当地文化、语言、投资方法、深厚人脉的难得人才。

中国相关组织部门不妨将目前推行的类似“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拓展至“一带一路”区域，在各个领域、各个国别派出真正了解当地的专门人才，甚至可以专门设立“专员”、“特使”、行业和区域协会等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对接。这样，相信“一带一路”的情况会有更大的改观。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