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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1月3日也特意接见了福山。此可谓习近平的“破格”之举。不过，他们之间具体交谈的细节和内容，以及取得了怎样的结果，目前都不为外界所知。稍后可能会有具体情况披露。

11月4日，福山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的演讲，在全球政治发展史的框架下讨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几位中国政治学者展开了较为深入的交流。据在场人员有意或无意的透露，在此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主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属实，这种安排可谓相当罕见，是一个破格之举。在此之前的4月，王岐山就曾与福山会面，并在一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上有所交流，并不乏一些交锋的细节。那次会面得到外界较为广泛多元的揣测或分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都曾有过直接对外个性交流的历史故事，而此番习近平会见福山会否也具有同等历史意义，尚需继续观察。不论如何，习近平赶在五中与外访越南、新加坡并会见台湾总统马英九之间破格接见福山，已经说明了此项议程的重要性。

中国官方媒体对福山在11月4日于清华大学的讲座进行了公开详细报道，从中可以发现福山政治观点的最新变化。担任这场讲座的主持人是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著名学者汪晖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这三人被誉为国内左翼学者代表，现场他们就福山谈及的“历史终结”、“司法独立性”以及福山思想变化展开讨论，交锋激烈。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他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明确地提出了“法治”问题，但中国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来，“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而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议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并不是问责制政府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能否变得更为问责化。

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能够达到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权，因为，如果只有国家能力，而没有权力制衡的话，那就会演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制暴政。但福山同时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也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福山认为，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而在中国，则更多地仰赖于贤明的官员，以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到了近代以后，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晚清的维新变法，东亚国家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法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日本，在福山教授描绘的历史图景中，这一套法治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是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逐渐成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将另一套与此前相异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在“文革”期间，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一直要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形成了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法。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在福山看来，美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美国的法治制度是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而来的，在美国，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议会通过的议案。福山以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为例，说明改革的困难，美国的奴隶制在当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律曾被用于保障农场主拥有奴隶，因而，首先要打一场伤亡惨重的南北内战，然后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美国的很多富有争议性的议题，从种族议题，到女性权益议题、堕胎议题、同性恋权益议题，它们的推进都因此困难重重。

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关于现场有关司法独立性的质疑，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福山认为，“危机”（crisis）或许并不是描述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用词，或许衰退（decay）是一个合适的词。也就是说，系统运转得并不如以往那般良好了，它持续地变缓，但是，系统并没有遭遇到那种必须马上予以解决、不解决就无法延续的致命问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解决。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是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而是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他才会认为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