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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纽约3日综合外电报导）纽约州长古莫昨天签署行政命令，规定气温过低时，全州各个社区都必须将无家可归者带到庇护所。
古莫（Andrew Cuomo）并且表示，有些人认为「人们有睡在街头让自己冻死的公民权」，他也准备接受这些人提出的法律挑战。
美联社报导，他表示，行政命令5日生效，将用来保护全州愈来愈多的街友。
纽约州部分地区，最近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下。行政命令要求警方与社福机构，将街友带往庇护所，包含不愿意离开街头者。
纽约市政府发言人辛顿（Karen Hinton）则质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
她在声明中表示，「我们认为此行政命令立意良善，但州长需要通过州法律，才能依法执行，指示气温过低时强制移动街友。」
古莫受WCBS-AM广播电台访问时表示，如有必要，他已准备好上法院，来捍卫此命令可能抵触宪法的任何挑战。
巍微天下易
徐许般諾经
道通天地外
静在纷云中
精选了3个上班族最常碰到的办公室烂事，教你面对烂泥上身时，怎麽自保全身而退。
1.同事一天到晚来跟我说其他人的坏话
听到同事在讲其他人坏话时，如果你以为事不关己，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之所以说别人坏话，除了发泄情绪丶解闷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制造共犯。也就是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别人坏话，那反而会有被指责的风险，为了避免只有自己受到指责，一定得想办法拖另一个人下水，把整个场面营造成「大家一起在讲某人坏话」，就可以减少自己承担罪责的风险。
因此，面对别人在讲坏话的情况，最好不要装聋作哑，坐在一旁沉默不语。请表现出「有这样的事？我都不知道」的态度，并且找个理由快速离开现场，以免搅和进麻烦之中。
2.同事毫不掩饰敌意，老扯我後腿，怎麽办？
人经常会对讨厌的人表现敌意，如果是良性竞争还无所谓，但如果是一些老扯你後腿，想藉此使自己胜出的人，就要提高警觉。
如果对方做出令人无法容忍的小动作，绝不能保持沉默，这种问题你不应该独自面对，只要让主管或其他同事，确实看到对方扯後腿的行为就行了。
当主管能够意识到，对方的行为不仅会造成个人伤害，同时也会造成公司损失的话，他自然会特别注意那位同事，阻止他继续做出这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3.主管不负责任，总要替他善後
「我的主管很不负责任，一天到晚出包，替他善後很累人啊！」
很多主管就是因为总有部属可以帮忙善後，才会老是这麽放纵自己。例如，当上司接下紧急的大量订单，对你说：「我答应对方可以在两天内交货，就全权交给你处理了。」这种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求，真的要忍下来吗？
如果考虑到公司的将来，这种病态的工作方式绝对要改变。这时，应该教育自己的主管。说教育主管可能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主管本来就应该要帮助部属完成工作，达不成这一点的上司，代表他能力不足，自然有再教育的必要。
对於一点就通的主管，只要跟他说：「这次的情况，只靠我的能力可能很难应付得来，是不是可以麻烦您一起处理？」他大概就知道意思了。
但如果是冥顽不灵的主管，你就得再把情况往上报。或者，如果需要处理的案件，不致於对公司造成太大危害，就先告诉他你无法应付，不要插手。等到事情无法完成之後，他尝到苦果，下次就会改进了。既然你之前已经反应过问题了，上层也会明白责任不在你身上。
二十多座超高层豪华公寓楼沿中央公园南缘修建起来，令纽约人，尤其是曼哈顿人扼腕痛惜。这些豪宅建造商出售的公 寓套房，开价高达1亿美元，里面可以看到直升机上的那种景观：繁茂的植被、锯齿状的天际线、舒缓的河流、天使般的云彩。开发商引诱超级富豪来购买这些天价 豪宅，其中很多人在美国以外都有可疑的资产。它们利用有空子可钻的土地规划，把这些丑恶的建筑物安插在曼哈顿的地界内，赚取了大笔金钱。
就像中世纪佛罗伦萨那些浮夸的高塔一样，对我们周围几英里的人来说，这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是对景观的破坏。或许 新的法律法规最终将限制它们的数量和规模，但大部分损害已经造成，开发商赚取的利润也必然会让这种趋势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布鲁克林展望公园 (Prospect Park)周围的居民们：你们得留神了。皇后区的海滨：你们想看起来像迈阿密海滩一样吗？
不要扼腕痛惜了，让我们来击掌庆贺、分享收益吧。让这座城市依据每套高层房屋的景观美好程度，来征收一个相对简 单的新税种——官方名称就叫“使用费”。像租金一样，这种税可以也可以根据每套房的楼层高度适当调整，而且像剧院座位那样，如果视线被碍眼的东西阻挡，这 种税也可以打折。通俗一点，我们就把它叫做“窗口税”吧。
大致来说，每扇处于中层的窗口，如果窗外是绿地或湖水、海水，居民将被收取每月10至15美元，楼层越低费用越 低，但高度超过1000英尺（300米）的窗口也许就会收取25美元，门外有露台的还要额外多收5美元。窗外景象如果被房产代理人委婉称为“城市景观”， 则收取半价。我顺手笔算了一下，如果对这些摩天大楼征收窗口税，每年每栋可以收取至少100万美元。
这里主要说的是中央公园以南的那一堆摩天大楼，像中央公园这种昂贵且广阔的公共设施，大大增加了它们的价值—— 实际上是创造了它们的价值。而它们像这样矗立起来，却给这座城市的生活和服务增添了新的压力。不过，公平地说，中央公园周围一圈的所有建筑物，都需要征收 窗口税，虽然其中一些房屋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就像第五大道及中央公园南缘、西缘及北缘的住宅广告每天宣传的，这种吹嘘“公园景观”(pk vus)的诱人广告，促使其价值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提升，而传统的房产税从未以恰当的方式将这部分增值纳入其中。（我坦白：我住在上西城，即使从天台上看， 视线也会被挡住，只能看到中央公园的少量树木。我可能每个月会被收取1美元。）
窗口税将以使用费的名义列入法律。原则上，每个能够欣赏到美丽景色的房客，都要为自己享有的特权支付使用费，一 年四季、日日夜夜欣赏，用心感受城市里宝贵的自然风景。所得税款将用于维护、美化他们观赏的公园、街道及水道。有了这部分新收入后，市政府还可以挪出一部 分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教育及其他基本服务。这座城市里老练的律师们，肯定能找到方法，确保这种税不会给中等收入者造成负担。
有很多征收此类税款的先例：全国各地的市政府已经允许在其他情形下收取类似的费用。例如，它们可以通过居住环境 改进片区，来对风暴雨水管理及休闲设施征税。可以通过中央公园景观区(Central Park Vista District)建立类似的收费系统。在曼哈顿设立这样的区划，可能只是获得丰厚收入的第一步。
如果定位准确，窗口税会极具吸引力，而且很公平，甚至连纽约州议会(Legislature of New York)都很难禁止该计划。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虽然奥尔巴尼(Albany)因为受到了立法机构领袖的起诉，而受到了影响。
坦白说，我四十年前为《纽约时报》写社论的时候，我们一群人曾短暂地建议，对中央公园周边的住户征收窗口税，以拯救这块被忽视且犯罪猖獗的公共绿地；由于大家更关心破产问题，没人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如今既然曼哈顿中城受到了高耸建筑的威胁，妥善划定中央公园景观区，并依据经验重新调整，就能够激励其他社区。 最后，切尔西或许会喜欢它学到的经验，创立哈德逊景观区。创立自由女神像景观区后，对华尔街高楼收费也就不远了。皇后区罗卡韦地区目前可能会感觉此事还很 遥远，但如果有大西洋景观区，那里的木板路就可以维护得闪闪发亮了。
纽约似乎注定会继续垂直发展，谨慎的限制政策似乎总是落后一步。因此我们需要解决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本，寻找让富有的受益者为其特权付费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明显的机会。
英文版的《珍黄历》与大本的中文黄历内容相似。
李正欣(Joanna C. Lee)在一名男子面前挥舞着她2016年的小红书。她给他送过2015、2014、2013年的版本，可能还有2012年的。这名男子回顾了一会儿 2015年——在1月和12月分别发生了《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和圣贝纳迪诺袭击事件。他说，2016年应该会好起来。
李正欣的历书里却并不是这么写的。或者用她的话来说， “征兆不祥。”
从2010年开始，李正欣和丈夫司马勤(Ken Smith)每年都会推出英文版的《珍黄历》(Pocket Chinese Almanac)。两人自称翻译和注解者，因为他们咨询了香港的一名风水师傅。对方名叫沃里克·黄(Warwick Wong)，是建筑师。他从祖父那里学会了预卜气候和天气趋势。他祖父又是从祖辈那里学会这些的。李正欣和司马勤生活在曼哈顿上西区，通过中文黄历的出版 方结识了沃里克。受中文黄历的启发，他们制作了篇幅为128页的精简版英文黄历。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压缩。这是不得已之举。他们的黄历每页只有4又1/8英寸（约合10.5厘米）长，2又1/2英寸宽，大小不及中文原版的四分之一。
“可以通过这头牛看出来年的年景，”司马勤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他那本已经翻旧了的中文原版黄历，翻到了有一幅插图的页面。“可能是因为牛背后那个人没有穿鞋。如果他没穿凉鞋，来年就会非常湿润。会发严重的洪灾。要是从气候条件来说年景不好，人际关系也不会好。”
他说，这种图是“文字出现以前的一种形象的农耕助手”，能让资讯在农民之间传播。他们会密切关注这些人物在各年 之间的变化。李正欣说，今年的农历新年从2月8日开始，那名男子和牛大小相同，并且处于同一个平面，这是个好兆头。男子并没有牵着牛，那样的话会更吉祥。 但牛也没在他前面。
李正欣说，收到香港印刷厂寄来的2016年黄历后，她还向沃里克请教过。“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今年的气候非常难 以预测，”她挥舞着一份打印出来的中文电子邮件说。“他写的是，‘会出现极端情况。会发生洪灾。有的地方会极度干旱。’如果问我，我肯定百分之百地相信全 球变暖。日月星辰的排列告诉我们形势不妙。”
邮件里还有其他内容。“他说会发生让人笑、让人哭以及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李正欣说。“蝗灾？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李正欣表示，2016之所以被认为是不祥之年，是因为根据中华历法，立春之后才过年。她说，沃里克发出警告，称 美国和加拿大会出现“问题”，但他并未给出细节。李正欣说，沃里克还提到了韩国、日本和中国北方会爆发疾病。“他说要小心疾病，留意吃的东西，关注消化系 统和皮肤，”她说。
李正欣表示，对依赖自然资源的公司——也就是能源行业——来说，2016年的日子不好过。但鉴于作为石油业基准之一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在2015年下跌逾30%，这不过是情况的延续。她还表示广告、化妆品和服务业会迎来艰难的一年，“变得有点惨淡”。
翻查《珍黄历》就是在阅读一本古色古香的日记。当然是提前阅读，因为和很多历书一样，《珍黄历》用于预测。其风格忠于中文原版，而原版又忠于农耕社会。但在现如今的中国，很多地方不再属于农耕社会。
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有“宜”和“忌”两个条目。有些日子宜祭祀、嫁娶、动土或“起窑”、“立柱上梁”、“安门”、“开渠”、“新船下水”等活动，另外一些日子则不适合做这些事情。比如，周一宜“理发”、“扫舍”和“捕捉”等。
每一个条目都有喻意，因为流传久远的黄历用语不应从字面上理解。比如“捕捉”，李正欣和司马勤在名为“现代读者 阅读提示”的章节中写道，“如今害虫远远超出了虫鼠的范畴”。换言之，就像司马勤在上西区吃午饭时解释的那样，“现在的‘捕捉’是指解雇员工，‘纳畜’则 是‘我新养了一只猫。’”
“动土”适用于项目启动，即使不涉及铁铲和安全帽。而“出行”则可以用来作为逛街的理由。还有“远行”。“有了现代的乘坐飞机出游，”李正欣和司马勤写道，“什么是‘远行’得看出行者自己怎么理解。”
李正欣翻到了11月8日，也就是美国的选举日。黄历上说当天宜举行仪式——选举——“动土”和“上梁”，预示着新的开始。黄历似乎还警告不要贿选：当天忌“出财”。
身为钢琴师的李正欣为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等电影导演和成龙等明星做过翻译。司马勤则是《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音乐和文化话题撰稿人，还著有《命、运、缘：谭恩美、惠士钊与接骨师之女歌剧创作》(Fate！ Luck！Chance！Amy Tan，Stewart Wall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Opera)。夫妻二人一起参与过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百老汇喜剧《中式英语》(Chinglish)，以及根据李小龙的生平改编的音乐剧《功夫》(Kung Fu)。
刚开始，他们推出《珍黄历》是为了曼哈顿中街215号的美国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一场盛会。现在，黄历的印数大约为5000册，在包括该博物馆的礼品店在内的实体场所和网上出售。
“我们以为只会做一次，”李正欣说。“最后，他们把会上没送完的那些黄历放在礼品店里卖出去了，又问，‘你们还有吗？’突然之间，我们有了一项新工作。”而以即将到来的新一年为主题的讲座时间也安排在了1月30日。当天宜举行仪式和出行。
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靠黄历定下了婚期。两人的婚礼于2006年8月27日在香港举行。中文黄历写着当天是“诸事皆宜的吉日，” 司马勤说。“宜栽种、会友、出行、理发。总的来说是一个适合聚会的大好日子。”
香港——一名美国记者的两位兄弟据悉已被中国政府释放。据美国议员称，由于该记者报道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对峙局势，中国政府逮捕了他的兄弟作为报复。消息是由该记者的雇主透露的。还有一位兄弟仍然在押。
38岁的雷辛·吾守尔(Rexim Hoshur)和54岁的肖开提·吾守尔(Shawket Hoshur) 是美国政府出资的通讯社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薛赫莱提·吾守尔(Shohret Hoshur)的兄弟。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发言人罗希特·马哈詹(Rohit Mahajan)说，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当局于周三释放了他们。马哈詹说，他们已经回到在哈萨克斯坦边境附近的霍城县的家。
两人于2014年8月被拘留，一年后接受审判，被控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泄露机密。他们的案件没有公布任何判决，马哈詹周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获释。
吾守尔兄弟以及另一位兄弟图达克松·吾守尔(Tudaxun Hoshur)的案件，一直受到美国议员与外交官的密切关注，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这些人。图达克松·吾守尔因危害国家安全正在服五年徒刑。弗吉尼亚州民主党 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与福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在七月写给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信里说，中国为报复美国公民薛赫莱提·吾守尔而针对其兄弟，因为他报道了中国政府与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周四，霍城县公安局一名接电话的男子不肯谈论吾守尔兄弟获释一事，也不肯明确他们目前的法律地位，只表示案件涉及机密。该男子拒绝透露姓名。
“当然，这对薛赫莱提和他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马哈詹说。“但我们仍然担心其他RFA记者，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也遇到同样情况。事件发生了一年半，过程中薛赫莱提不得不在异常的压力下工作。”
50岁的薛赫莱提于1994年离开新疆，2007年开始一直常驻华盛顿，在提供维吾尔语广播服务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他坚持不懈的报道记录了许多新疆暴力事件的情节，近年，那里已有数百人因维吾尔族与中国当局的冲突而死亡，后者主要由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人构成。
该地区的专家说，经济机会减少，以及数十年来汉人移民进入该区，导致了一些维吾尔人的不满，并推动建立名为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的独立国家，而还有一些维吾尔人则受到了宣传圣战的网站影响。
新疆暴力事件往往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薛赫莱提的报道因此就成了这些事件的唯一信息来源。该地区的动荡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视，他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容忍违背了中国官方叙述的外国记者。他们的说法是，暴力事件的背后是有国际联系的圣战组织，而不是人们对北京政策的不满。
吾守尔兄弟获释不足一周前，中国政府表示将把法国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驱逐出境。高洁于11月发表了关于新疆的文章，称新疆的暴力活动和日前发生导致130人死亡的巴黎恐怖袭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高洁的签证和记者证已于周四到期。她正准备离开中国。
在文章中，高洁指出9月18日新疆一个煤矿发生了持刀袭击，据称导致数十人丧生。但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即时报道此事，直到巴黎袭击发生后，才撰文称中国打击新疆激进分子的行动是全球反恐行动的一部分。在煤矿遭袭几天后，吾守尔是第一个报道该事件的人。
9个填写要诀，让工作排程更顺畅
行事历除了拿来做行程安排与时间规画，很多人也会在旁边空白处顺手写下年度目标丶工作内容丶应带物品等注意事项，别小看这少少几个字的笔记，资讯完整与否，往往是工作者表现优秀与平凡的关键点。
1.工作排程第一步：确立目标
回想求学时代，你是否曾经设定这样的目标：「要进入XX大学，联考必须有XXX分，数学要考AA分以上丶英文要考BB分以上……」学生时代学到的know-How，没道理工作以後就不能用，先确立自己想要达成的「主目标」（例如「成为销售业绩第一的业务员」），然後以树枝状展开，将主目标分解成数个阶段性目标，就能具体看见自己从现在起该做什麽，并以此安排行事历。
2.用倒推法拟定计画：从终点开始反推算
「绵密的安排是达成目标的关键，」弘兼宪史表示，要达成目标，确认「在哪个时刻前要做到哪些事」十分重要。他建议以「倒推法」来做规画，先计算出下一个阶段目标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多少时间，据以拟定出详细的「年度计画」「单月计画」「单周计画」和「单日计画」，并逐一填进行事历中。
3.在显眼处写下「一年的目标」
「思考年度计画」是年度目标最终能否达成的先决要件，弘兼宪史建议的做法是，将年度目标从大到小丶一项一项写在年度行事历上方明显处，或是随身笔记本的第一页，内容包括工作丶家庭丶兴趣等各种年度目标，而且务必写得翔实。
4.年行事历：记下主要活动，把握全体样貌
有了年度目标之後，接着还应在一年之初，在行事历填上已知工作日程丶重要企画或私人活动，并用「←→」标示出哪些时段已被填满，哪些仍属空闲，如此就能概算出自己有多少时间完成各项目标，甚至粗略计算出相关花费。弘兼强调，「以长期视野清楚掌握整体样貌」是年行事历最重要的功能。
5.使用记号与色笔，标记「重大事项」
每月开始时，应回头检视年度目标，将当月待办事项填入月行事历，并在空白处醒目地标示。弘兼建议，可以萤光笔或红笔，将重大预定事项特别标示出来，或是将公事和私事用不同颜色做区分，务必做到「易於辨识」。
6.切割版面，让工作规画更合理完善
在行事历上区分出「上午和下午」「公事和私事」等空间，也是弘兼宪史推荐的做法，有助於厘清当日预定要做的事，是否比重失衡？例如，某天下午时段，陆续被填入6项企画案完成日，显然难以达成，这时就必须及早重新安排工作。
7.醒目标示非预期丶不确定事项
订完年度目标和当月目标之後，「本周目标」也必须写在行事历上的醒目位置，做为提醒。
弘兼提醒，除了明确填入出预定的内容丶正确的时间丶场所丶对象及电话等基本资料之外，也要格外留意和特别标示出「不是自己的预定事项」（例如「周二～周五上司出差」）和「未确定的预定事项」（例如「周三下午总部主管可能会来」）这两种资讯，因为它们往往会对行动安排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打乱原订计画。
8.制订检核表，避免遗忘与拖延
碰到「没有非在某个时间点执行」的工作（例如去邮局划拨杂志续订费），应将此类事项列在每日行事历上方，并画上检核表做为提醒，否则很容易一忙就忘了。
9.使用便利贴，扩充版面空间
如果因为行事历版面空间较小，不够写上众多待办事项时，可用小张便利贴贴在行事历上，以创造额外空间丶发挥提醒作用，还可在当日未能完成之际，直接将便利贴移到其他时段。
胡敏在一次聚会上。他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堆满了一箱箱茅台酒，时不时会被他拿出来品尝一番。
北京——对法官蒋惠岭和他过去20年致力推动的中国司法改革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年有起有落。
蒋惠岭领导的一个政府研究机构，正在带头进行一项宏伟的中国司法制度重塑工程。他自豪地指出，过去一年出现了一些非常重大的潜在变化，也许会通往一个更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个政治化的结构来支撑法律。
但52岁的蒋惠岭也知道，就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努力而言，很多人眼里过去一年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在退步。
比如，今年12月，中国最知名的一位人权律师因在微博上发表批评政府政策的言论而受审，另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因试图为十字架被拆除的教堂进行辩护，自去年8月起就被秘密拘押。
“你不能拿一个个案来否定我的观点，”在自己位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附近，蒋惠岭一边喝茶一边接受了采访，该研究所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分支机构。他说，“我也可以给你10个例子，证明我们有决心向前推动改革。”
即便是怀疑论者也表示，这些改变的确非常重大。其核心是让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中国级别较低的法院都是由 县一级政府监督，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将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就像管理警察部队或卫生服务部门一样。地方党委书记负责任命法官，他们往往还会对政治 上比较重要的法院决策进行审核。
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下，普通中国人很难对抗权力的滥用。农民因土地受到污染起诉当地一家工厂，市民称自己受到警方虐待，或居民反对强征自己的房屋——这些案件大多都被当地法院直接驳回，不予理会。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得到有利于原告的裁决。
这些案件一直是司法改革者的一块心病。这类被称为“行政诉讼”（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相对应）的案件，在1980年代引入的时候是作为普通公民向政府索赔的一种方式。至19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行政诉讼案，其中包括整个村庄提起的集体诉讼。
感到情况不妙的中国政府指示法院停止受理此类案件。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至2000年代中期，有大约60%的行政诉讼案被法院直接驳回。行政诉讼案件暴跌，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这些人长途跋涉到地方或中央政府办公楼前，直接向当局表达自己的诉求。
“上访人数增加，反映出人们对司法缺乏信任，”清华大学法律学者何海波说。“人们觉得法院只不过是政府的一部分。”
相反，过去几十年，政府一直强调采取“维稳”措施。这些措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绕过司法系统去解决争端，比如仲裁、花钱遣散抗议者或直接镇压。
“让法院更多地参与，明显有高层的意志推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学者马瑞欣(Neysun Mahboubi)说。“问题是为什么——是不是‘维稳’不起作用了？”
这些改革措施将使所有法院都被置于省级行政管辖之下。尽管这意味着法院仍然由政府控制，但它可以在地方一级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在尝试的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政府已经建立两个巡回法庭试点，允许一个省的法官审理其他省的案件，这可以进一步降低地方上施加影响的风险。判决摘要书首次成为公开文件，还有50个法院已被允许试行类似陪审团的“特别顾问”制度。
蒋惠岭表示，这些措施获得了最高层的支持。推动中国改革的核心政府机构“深改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译注）在过去两年举行了18次会议，其中有13次和司法改革有关。该小组由习近平主席直接领导，后者曾经讲过，中国需要更好的司法制度。
“习近平主席有两个要求：法院应该更加公正，让公众对它更加信赖，”蒋惠岭说。“如果人们觉得法院是公平的，就会对他更加信任，但如果他们觉得法院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改革就不成功。”
但另一项倡议——让法官职业化——体现出改革者面临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挑战。中国有大约19.6万名法官，但有很 多只是担负着行政助理职责的法学院毕业生。即便是那些审理案件的法官，也很少自己做出裁决；相反，这些案件会交给级别更高的法官，或由中共党委做出裁决。 现在，法官的人数面临缩减。尽管他们的薪水和自主权力正在增加，但他们的裁决将受到更多审核。
这导致法官大量外流。比如在北京市，最近几年就有500名法官辞职。薪水是一个关键问题。法官们认为如果将来真的需要他们要对案件做出裁决，并对自己的裁决承担责任的话，每月不足1000美元的起薪就太低了。
最近刚刚辞掉法官工作的胡敏表示，这些措施是好的，但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实施。他还表示，法官被要求职业化，但他们所处的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保持法官职业化的司法系统。
因为对中共持续对司法施加影响感到灰心，胡敏做起了卖茅台酒的副业，这是他的家乡贵州的一种特产。他位于北京的律所办公室内堆满了一箱箱这种烈酒，每周有几个晚上，他都会拿出来品尝一些。
“这个没有风险，”胡敏说。“谁会跟酒过不去啊？”
与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使目前的系统更加高效，而不是允许司法系统成为真正独立的机构。
这与本世纪初的状况形成了对比，那时人们对司法改革比较乐观，出现了一批如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这样的人物，或说是“维权者”运动。这些人后来大多被噤声，或身陷囹圄。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改革者无法解决的，”福坦莫法学院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他撰写了多篇有关司法改革的论文。
中国喀什——家庭因一批又一批的拘留而支离破碎。清真寺被禁止用广播唤拜。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已给当地农业造成严重损害。为防止对公共安全的可能威胁，用一系列比以往更令人讨厌的方法监视公民通信。
最近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的一次10天旅行揭示了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慌的社会，政府由于受到一场已导致数百人 丧生的缓慢演化叛乱的震惊，在不断推出各种前所未有的措施，旨在影响中国1000万维吾尔人的行为和信仰，维族是一个讲一种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斯林少数民 族，他们认为新疆是自己的家园。
政府认为，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更严密的限制，是阻止一起又一起暴力的最好方法，这些暴力包括去年9月在一个煤矿发生的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持刀行凶事件，这种观念在推动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严格的安全措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在这片粗圹无垠的沙漠和雪山地区缓慢旅行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要在公路边无处不有的检查站停下来。
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检查站翻查过往车的后备箱，检查人们的身份证，维吾尔族驾驶员和乘客有时会被要求交出手机，以便警察在手机上搜索被他们视为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内容或软件。
除了宣传圣战的视频之外，警方还查找Skype和WhatsApp等应用软件，人们用这些颇受欢迎的软件与国外的亲友交流。再就是查找让用户能访问被屏蔽网站的软件。
“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恐爆嫌疑人，”一名23岁的维吾尔族工程专业学生说，他说，去年11月，警方找到了他与一位在土耳其的朋友通的短信后，他被拘留过一夜。“这些天来，甚至接听海外打来的电话就一定能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找上门来。”
喀什离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不远，是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前哨，这里的官员已经禁止清真寺用广播唤拜，迫使 宣礼员们站在城市各个地方的屋顶上，一天5次地用大喊发布祈祷通知。这项新规定是对一个长期政策的补充，该政策已经禁止课后宗教班，也禁止18岁以下的儿 童进入清真寺。（最近几个月在清真寺门口安装的监督摄像头让人们难以忽视这些规定。）
在喀什的东南部，和田市的店主们对政府取缔二十几个名字的做法怒不可言，政府认为这些名字过于穆斯林，据当地居民和警察说，该决定迫使父母给孩子改名，否则无法让孩子注册上学。
在北边以葡萄闻名的肥沃绿洲吐鲁番，葡萄园主们对禁止维吾尔族农民工来这里帮助摘葡萄的新限制怨声载道，新限制让成吨的葡萄枯萎在藤上。
在更远的北边是离哈萨克边境不远的多民族城市伊宁(Ghulja)，这里的紧张气氛已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的两名失业大学毕业生对当局严格禁止年轻男子留胡子、禁止妇女用面纱遮脸十分恼火。居民说，无视这些规定的人有时会受到监禁。
“我本人并不信教，但是，迫使我们的妇女摘头巾是对她们尊严的侮辱，这让许多人很气愤，”两名毕业生之一说，他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一样，要求不具名，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当局的惩罚。
其他的措施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维吾尔族的身份认同受到困扰。学校已大都改用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而不再用维吾尔语，政府也开始用提供现金和住房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汉族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已有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监视也在加强。自2014年起，想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旅行的维族人被要求携带一张专用卡，上面列着持卡人房东和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许多维族人抱怨说，这些所谓的“便民联系卡”是为了把他们挑出来进行严格检查。
“政府渗透维吾尔族社会的能力已变得越来越五花八门、越来越令人讨厌，”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说，他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专家。“然而，虽然这些新措施能让共产党把很多问题掐死在萌芽状态，但是，这些措施也导致新形式的格格不入和暴 力，并最终会削弱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2014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袭击事件，导致43人丧生，之后北京开展了“严打专项行动”，据称消灭了 200个恐怖组织，处决了至少49人。官方新闻媒体称，严打活动中抓捕的人是恐怖主义嫌疑人，或者是疆独分子，而新疆之所以经常出现暴力事件，是因为一些 圣战者受到了海外代理人的影响或指使。
外国记者尝试调查此类说法时，会面临大量挑战。新疆官员很少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盘查站无处不在，阻止记者前往 最近出现骚乱的城镇，而在其他地方，政府陪同人员会突然出现，令记者难于和居民交谈。上周，北京驱逐了一名法国记者，因为她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北京对新疆的 强硬政策。
恐惧和怨恨情绪很常见，不过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里犹犹豫豫地显露这种情绪。
在乌鲁木齐，一名年轻女子在她家的小礼品店紧张地重新整理着描花手鼓和传统的雕花刀，她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近期的拘留事件让她家里四分五裂。
“有些人家只留下了婴儿，爸爸妈妈都被带走了，”她说，很多人因为违反了宗教法规，完全没有申诉途径，被判三到四年的有期徒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住在中国的，但是希望他们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她说。
在新疆南部城市莎车，2014年暴力事件夺去了近100人的生命。穆拉特(Murat)在当地宣传局人员不必要的陪同下，为莎车对宗教生活施加的新限制进行了大力辩护，说那是必要的，有助于打击令极端主义，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地区正在遭受极端主义的危害。
“在我小时候，母亲会穿无袖衬衫，但现在，由于保守伊斯兰教的兴起，她再也不能那么穿了，”穆拉特说。他不希望透露自己的姓氏。“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控制，我们就会变得更像是伊朗，女孩子在伊朗会被石决。”
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否已经在很多维吾尔人中站稳了脚跟，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维吾尔人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 派的一个温和派别。但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一名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杀害的事件，已经促使北京加紧努力，将其平定新疆的战斗纳入到全球针对 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恐战争中。
但是，很多外国专家说，新疆很多流血事件的根源在于当地人的不满，比如针对维吾尔人的就业歧视，以及该地区的贫困状况等，人们普遍认为，汉族移民像洪水一样涌向该区域是政府的安排，目的是稀释维吾尔身份。
“我们现在在新疆看到的，是本土自发产生的自我激进化现象，政府试图用一些镇压政策来消磨维吾尔文化和宗教习俗，反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
大多数维吾尔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以及中产阶层，他们对反抗北京的兴趣不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 怕。30岁的阿布杜尔(Abdul)是家居推销员，经常在中国各地出差，他说自己不支持新疆独立，因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他在中亚和中东各地都 见过那种状况。
“在中国，56个少数民族是和平共处的，”他说，印着这种宣传语的广告牌在该地区到处可见。但后来，在吃羊肉和香米饭的时候，他愤愤地讲述了自己出差入住酒店时，前台服务员总是会通知警方，警方总是会检查他的房间。
“我是中国人；我的身份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他说。他的情绪激动起来，音量也在上升。但是，这张身份证上也显示了他的民族，以及他的面部特征——深目高鼻——在一个汉人占92%的国家里，他显得与众不同。“我有时觉得很困惑，我到底是什么人，”他说。
这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然后身子前倾。“说实话，”他说，“最近政府的政策让我非常不爽，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
中国首都北京在元旦假期期间再次遭受重度空气污染后，天气预报指出，节后来自北面的冷空气将帮助雾霾消散。
中国中央气象台指出，周一（1月4日）早晨，冷空气前锋已推进北京，预计将继续南下，雾霾将由北往南消散，北京已脱离霾区。
然而，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接攘的地区周一至周二早晨仍处于重度雾霾预警，该区亦有局部浓雾至强浓雾。
此前元旦假期期间，北京处于空气重污染之中，1月1日傍晚发布2016年首个重污染黄色预警。
至2日下午，北京整体空气质量指数（AQI）处于重度污染水平；3日仍是中度到中度污染；至4日凌晨降为轻度，目前则是优级。
受到雾霾影响，元旦假期出行民众戴上口罩防范污染。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旗下《北京晨报》12月31日称：“本指望雾霾不跨年，但它势必要紧随着走进2016年了。”
报道又说，既然不能 “天天见蓝天”，“就只能珍惜如昨天这般的澄澈天空和新鲜空气了，那是多么珍贵”。